新自由主义导致全球劳资关系不断恶化

    三、民主党和工会关系的形式化：劳资关系变革的政治困局

    2008年，随着民主党的奥巴马总统以53%的公众支持率入主白宫，不少人期待他和民主党发动一场类似罗斯福“新政”意义的变革，终结新自由主义模式，恢复到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的劳资合作，开启美国工人阶级的新时代。然而，这种期盼的理想色彩远大于现实性。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劳资关系存在对立与共享的两面，但根本性质还是对立的，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的。共享的劳资关系需要特殊的前提条件作保障，不能成为分析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基础。劳资关系的调整也不是自发实现的。技术和劳动组织变革，进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只能强化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即便出现资本积累危机，分配是否做出有利于劳动的调整，也取决于资本的压力同工人的反抗这二者力量的对比。

    美国先天不足的政党工会关系使得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不断削弱。美国工人阶级被种族、宗教信仰、移民、少数民族等社会标签分割为不同的利益群体，由于缺乏劳工基础雄厚的政党，他们有能力在车间、社区乃至整个城市同雇主和政府抗争，却不能团结起来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维护自身利益。虽然工会和民主党关系相对密切，但也只是始于“罗斯福新政”且出于选举政治需要。工会为民主党提供选举经费和选民支持，民主党总统上台后兑现政治承诺。因此，美国劳资关系不像欧洲那样，作为工党或社会党的政治纲领成为社会市场模式的重要内容，而是限于《瓦格纳法》框架下。该法虽赋予工人罢工、组建工会和集体协商的权力，但覆盖面很小且无实施保障，并受到《劳资关系法》的制约。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的功能只是监督选举工会代表，没有强制企业接受集体协商的权力，对雇主拒绝集体协商、协商后不守信用、歧视工会会员等不当行为缺乏必要的惩罚和管制措施。美国的工会组织现状使劳动法改革显得非常迫切。尽管工会力量削弱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但在美国表现得最为严峻。美国工会化比例从1954年最高纪录的35%降至2009年的12.3%，私人部门降至7.2%。美国工会率下降主要源于资方的强烈抵制。

    如果再放眼欧洲，更能理解为何不能期待美国出现劳资关系改革奇迹，为何国际金融危机不能成为劳资关系的转折点。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主导欧洲政坛的以传统劳工为基础的中左政党，在此次金融危机前后的选举中大范围失利，支持率降至战后以来的最低点；保守的中右政党上台给劳资关系改革蒙上了政治阴影。工党、社会民主党等中左政党的集体败选并不意外，20世纪90年代，不仅美国的民主党，欧洲传统劳工基础的中左政党在执政理念上都经历了“政党悖论”的蜕变。以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为代表的“新社会民主党联盟”推行“第三条道路”，试图调和新自由主义和福利国家以应对经济全球化，但实质却是比保守政党更积极地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由于传统产业工人数量下降，这些政党出于选举政治需要寻求跨阶级的政治联盟，背弃了传统劳工选民。中左政党这种转变不仅使自己在政策取向上无异于右翼政党，而且陷于丧失劳工选民基础的境地。

    四、垄断资本的全球化：劳资关系恶化不可逆转

    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垄断资本摆脱国内生产过剩，扩张海外积累，却导致了全球性的劳动弱势地位。一是外包和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了就业岗位的海外转移，就业岗位外流压力削弱了发达国家的工会及其集体协商能力。二是以全球“劳动套利”战略降低劳动成本。跨国公司在它控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将附加值最低、竞争最激烈、工资为竞争因素的生产和加工环节放在发展中国家，有效控制着国际工资成本，使发展中国家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压力，劳资关系日趋紧张。三是削弱各国对劳动保护的力度。跨国资本以退出相威胁，迫使各国展开降低公司和资本所得税的竞赛，或采取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限制工会和集体协商、降低最低工资标准等劳动保护措施。四是国际竞争削弱了各国工人阶级的团结。

    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工会、集体协商、工人管理参与、雇佣保护等刚性劳动关系，容易产生高失业和削弱产业国际竞争力；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及其“弹性化”的劳动关系模式，有利于顺应市场变化及时重组，扩大就业，降低成本和技术创新，是适应全球化竞争的最优模式。依据经济达尔文主义逻辑，全球化竞争会迫使欧洲和日本放弃僵化的劳动关系，最终趋同于美国模式。至于经济全球化导致的美国产业空洞化和失业问题，他们认为外包和海外投资虽导致低技能岗位流失，但会被国内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扩张产生的高技能岗位所弥补，形成净就业创造。外包虽会扩大高低技能工人间收入差距，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物价水平，从而提高了工人实际工资。总之，主流经济学把全球化描绘成劳资共赢过程，刻意淡化对劳动者不利影响。

    然而，没有证据表明经济全球化导致各国劳资关系趋同于美国模式，也没有证据显示工会、集体协商和劳动保护妨碍了一国的技术创新和国际竞争力，更不能证明经济全球化是劳资共赢的过程。事实上，尽管欧洲大陆、日本的劳资关系受到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冲击，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各自的合理成分。英国学者约翰·格雷曾是坚定的撒切尔主义支持者，他把美国推动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看做是新格雷沙姆法则，即“坏资本主义往往驱逐好资本主义”。因为它阻碍了在新自由主义之外寻求资本主义多样化发展模式的努力。

    工会化、集体协商程度的高低和国际竞争力之间没有明确的关系，但如果把贸易盈余看作竞争力指标的话，两者之间却存在某种程度的正相关。欧洲工会化和集体协商程度较高的国家多数是贸易盈余国。相反，低工会化和集体协商的英美等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多数处于贸易赤字状态。在美国，工会化程度的下降却伴随着贸易赤字的急剧攀升，因而雇佣弹性化能提高一国产业竞争力的观点是个伪命题。无论耐克、可口可乐，还是IBM、通用电气还是福特汽车，它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控制和经营商标、品牌、专利、广告、专业诀窍等所谓的“知识产权业务”，加工制造主要靠海外生产和外包获取成本竞争优势，甚至完全像个虚拟公司根本不搞制造业务，这必然伴随着美国本土就业岗位的海外转移。

    撒切尔夫人当年曾经说过，新自由主义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当然这绝不是说新自由主义模式是必然的和不可替代的发展趋势。新自由主义危机实际上是这种模式找不到解决自身矛盾出路的危机。同时也表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劳资关系的对立是根本性的，劳资合作或者改善则需要特殊的制度条件来保障。（崔学东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