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学者论苏共二十大与“六十年代人”

    三、二十大后戈尔巴乔夫与亚·雅科夫列夫的思想变化

    戈尔巴乔夫看到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时已经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到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团委工作了一年。安·格拉乔夫认为，正是从这时起，才能把戈尔巴乔夫归入“六十年代人” 。同其他民主派知识分子一样，戈尔巴乔夫从一开始就欣然接受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表达的批判斯大林的思想。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比较自然和容易地接受并赞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也许还与戈尔巴乔夫念念不忘自己出生在大清洗受害家庭有关——他的祖父在1934年因未完成播种计划（被当成“怠工者”）而被送到劳改营，外祖父因“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组织成员”而获刑，而他妻子的外公则根据“三人小组”的决定被处决。所以，戈尔巴乔夫对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直言，自己对苏共二十大心存感激并积极地参与揭发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独裁”。 苏共二十大以后，作为共青团的工作者，戈尔巴乔夫主动向上级提出关于向青年宣讲苏共二十大的计划并得到批准。

    与苏共二十大一脉相承的苏共二十二大更加深了戈尔巴乔夫关于非斯大林化的思想烙印。罗·麦德维杰夫认为，苏共二十二大对戈尔巴乔夫的世界观产生决定性影响，因为戈尔巴乔夫首次以代表身份出席那次代表大会。而苏共二十二大更加直言不讳地谈到斯大林的罪行，并通过了关于把他的遗体移出列宁墓的决定。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促成了苏联社会和党的“大更新”，并在国家生活中留下了后来停滞时期也无法抹去的深深的印迹。正是苏共二十大和苏共二十二大给戈尔巴乔夫这样的苏共官员和罗·麦德维杰夫等民主派人士奠定了反斯大林以及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

    安·格拉乔夫明确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民主”思想有多方面的来源。他早在斯塔夫罗波尔担任州党委书记时，就对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宣扬的关于用合法手段建立社会主义的“欧洲共产主义”思想十分感兴趣，阅读了很多葛兰西、陶里亚蒂、波法之类马克思主义“异己分子”的著作，以及当代反马克思主义者和新哲学家——萨特、马尔库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的著作。“布拉格之春”的浪漫主义者或意大利共产党人和其他欧洲共产党人等共产主义的“异教徒”都成为了戈尔巴乔夫的“顾问”。“布拉格之春”的浪漫主义者系指戈尔巴乔夫的大学同窗好友——后来成为“布拉格之春”的领头人之一的捷克人姆雷纳尔日。1967年，姆雷纳尔日曾到斯塔夫罗波尔看望过戈尔巴乔夫，而戈尔巴乔夫在当上总书记后，还邀请因“布拉格之春”事件被开除党籍并流落到奥地利的姆雷纳尔日访问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在担任苏共总书记期间，认真阅读了私下出版物、在外国出版的读物、仅供内部阅读或小范围分发的“非公开”出版物以及独立作家的“马克思主义史”丛书，正是这些书中的“事实依据”使他抛弃了党内关于苏联历史的那些“根深蒂固的粗浅和不真实”的看法。戈尔巴乔夫的国际事务助理、历史学家阿·切尔尼亚耶夫1993年出版了带有自传性质的《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一书，详细记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思想的发展变化过程。他指出，外国读物对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决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例如，当戈尔巴乔夫仔细地阅读了美国人写的《尼·伊·布哈林》一书后，他就作出了取消对布哈林禁令的决定。1987年11月7日，在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对布哈林个人及其作用进行了重新评价，打开了重新审视以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基础的整个意识形态的闸门，掀起了彻底重新评价各种价值观的第一次浪潮。

    “改革设计师”雅科夫列夫也十分看重苏共二十大对他们这一代人的影响。1956年，亚·雅科夫列夫出席了苏共二十大，当时他是苏共中央学校部的指导员。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他背离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自述说明了这个问题：“常常有人问我，我是什么时候和为什么开始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首先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体现，即所谓‘社会主义’的。正是因为我曾仔细研究过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这个教义的‘永恒真理’在我眼里一年比一年暗淡无光，越来越经常出现疑点和空白点，往日的那种浮想联翩的色调已明显地失去光泽。这里没有什么悖理之处，这里有自己的逻辑。当然，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做的报告，对拨正看法和形成新的评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高度评价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称之为“从野蛮向文明的突破，是从动物的本能向恢复理智的突破，是从非理性向责任感的突破。它惊动了社会的精神世界，而这是自由的唯一土壤”。

    苏共二十大后，雅科夫列夫申请离开苏共中央机关去学习。他于1956年至1960年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部学习，期间他作为苏联二战后第一批四名学生之一，被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经过了在美国的留学生活后，他怀疑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理论，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更加坚定。他说：“苏共二十大引起了骚动和各种矛盾的反应，我个人对过去和现在的评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我是二十大之后去美国的，当时我比较年轻，具有非常矛盾的思想，在我头脑里已经扎下了关于人的自由的思想。”

    在苏共二十大后，雅科夫列夫的世界观逐渐发生了转变，后来发展到完全站到了反对苏共意识形态、反对苏联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立场上面。他在国外工作生活的11年（1972年—1983年任苏联驻加拿大大使）不但使他“增加了一定数量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知识”，而且更加坚定了他对于苏联“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日益糜烂，政治体制处于濒死状态” 的看法。1983年，戈尔巴乔夫访问加拿大，回来后不久就把雅科夫列夫调回国内，任命其为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并很快让他进入自己的私人写作班子。雅科夫列夫于1985年当上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6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主管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书记，1987年当选政治局委员。他与戈尔巴乔夫一起搞改革，被称为“改革设计师”。雅科夫列夫一开始在给戈尔巴乔夫准备发言稿时，大谈对党的忠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以及对祖国的热爱，但是自己又常常发表一些相反的言论和观点，并逐渐在改革的思想中体现出来。苏联的一些政界人士都指出过雅科夫列夫两面派的特点，安德罗波夫称其为“心怀鬼胎的骗子” ，克留奇科夫（前苏联克格勃主席）则说他“始终都戴着一副虚假的面具，说一套，做一套”。

    1990年7月2日，雅科夫列夫在苏共二十八大上谈到自己改革以来主要做的三件大事：制定和实行新政治思维、领导为政治镇压受害人平反委员会工作、发展民主化和公开性运动。这三件大事都贯穿着一个主题思想，那就是要让苏联从社会主义退回到资本主义制度上去。因为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体现了崇高的理想主义，它依据的是清醒的、脚踏实地的现实考虑。”雅科夫列夫在改革之初大力推行民主化和“公开性”运动就是他颠覆苏共领导地位、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手段。1990年7月2日，雅科夫列夫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公开宣称，改革就是要打断这个所谓的“极权体制”的脊梁。 在这样的改革思想指导下，苏联亡党亡国就毫不奇怪了。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所作所为，首先给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民主化的人士进行“松绑”，让他们看到了体制变化的希望，同时又让很多原本相信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年青一代人对其产生怀疑，思想观念与政治立场发生变化。这两类人物就是后来成为改革时期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六十年代人”。对于苏共政权来说，苏共二十大最主要的影响就是自由化的思想影响，它的致命后果是培育出了导致苏共瓦解和苏联体制解体的反对派。（作者：马晓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