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农民”梦何圆
让理想的阳光照进现实
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既然新一代农民工最大的理想是让父辈或自己成为“末代农民”，政府理应顺应期待助圆梦想。
首先，要消除两种思维。
一是消除不稳定幻像的思维。对于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都认为不合时宜了，都在说要改，也一直在动，但稳妥有余而推进不足，2012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对外公布了《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但这份通知早在2011年2月就已经印发，从印发到公开，时隔一年，由此可见在处置这件事情上的小心翼翼。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稳定必须压倒一切没错，但稳定不是一切，也不能追求一切的稳定。寻求稳定必须不断地革新发展，而革新发展必然伴随着不稳定现象，正如飞机从对流层进入平流层，机身的抖动不可避免。无数历史证明，只要是合乎自然的大道，只要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只要是遵循普世价值的推进，只要是符合大多数人民意愿的发展，就不要怕“乱”，这种“乱”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最好的稳定一定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最应该恐惧的一定是恐惧本身而不是事物本身。所以，要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末代农民”的梦想，必须首先克服“不稳定幻象”，不能因为一小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就缩手缩脚，搞拖延战术，搞击鼓传花，而应拿出气魄，瞄准方向，该取消的取消，该发力的发力。事实上，农民工是一个营养不良的孩子，但决不是一个有病的孩子，“城市病”属于城市自身“成长的烦恼”，但决不是农民工从乡下带来的瘟疫。农民进城不是“狼来了”，不是卡位战，更不是零和游戏，而是为这个不断膨胀的城市添砖加瓦，输送血液，是帕累托改进。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年度人物榜单，中国农民工成为当年唯一上榜的群体。《时代周刊》评价称，在金融危机肆虐全球的时期，中国经济仍在高速发展，并逐步带领全球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首先要归功于千千万万勤劳坚忍的中国农民工。可以想见，农民工一旦成为市民，其在城市里的主人翁意识就会被极大地激发出来，正步入人口红利拐点的中国反而极有可能会出现红利反弹，当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所激发出的巨大能量就是最好的证明。
二是消除城乡有别的二元思维。二元思维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所有人都认为城里人就应该这样生活，农村人就应该那样生活，连农民自己也这样认为，城里人就应该多得，自己就应该少得。在这种思维的左右下，制定出来的任何政策都会带上二元基因。纵观建国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轨迹，好比农民和市民一道乘车，半路上，车子走不动了，农民顾全大局下来推车，推了一段路，车子又跑起来了，这时农民要上车，本来天经地义，但坐在车里的市民不想让农民上车了，怕影响自己舒服和车子的速度，还要让农民继续在下面跑，只是适当地给一些小恩小惠，比如送一双运动鞋，送一瓶矿泉水，甚至送一辆自行车，就是不让农民工上车，天理何在？一位名人说过，从城市的下水道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良心，那么，从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可以折射出我们的执政理念。一个没有道义约束的城市即使再富也是不文明的。如果不消除二元思维，只在政策上做一些技术性的修修补补，农民工问题不可能真正得到解决。
其次，要搞好顶层设计。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农民工的形成不是市场化的产儿，而是政府“设计”出来的产品，那么，要解决农民工问题，还得依靠政府干预，从创新机制入手，进行顶层设计。
一是遵循规律，拆除制度藩篱。世界银行在进行关于国家均衡发展的研究中得出没有一个例外的结论，即都是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实现的。中国的城市化之所以是准城市化，是半拉子工程，就是因为在农民和市民之间设置了一道人为的障碍。当务之急是把藩篱逐步拆除，让农民能够真正实现自由迁徙。迁徙自由权是人权的一项基本内容，世界上142个国家的宪法中有81部宪法都有明确规定，中国在1954年的《宪法》中就规定了公民有迁徙自由的权利，但此后的1958、1978、1982年《宪法》均取消了这项权利。今天，要遵循两个“只要”：只要符合条件的农民工都要给城市户口；只要有城市户口，都要享受同等的权利。事实上，即使是非法劳工，一些国家也会定期对他们进行大赦，给予公民身份。2007年德国总理默克尔推出了“国家外来人口融合计划”，提出了400多项旨在进一步改善外来人口的教育、就业等条件的具体措施。韩国对外来人口实行分类管理，实行登录制度。英国、日本、德国等国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也都出台过专门法律，引导农民进城。而中国农民工从乡村到城市只是完成了横向的水平位移，远没有实现纵向的垂直流动，所谓垂直流动就是不断提高他们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地位，打通他们上升的阶层通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写道：“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既然城市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只有尊重规律，才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二是循序渐进，逐步放宽政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21世纪对全人类最具影响的两件大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二是中国的城市化”。中国城市化最核心的问题应是人的城市化问题，《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虽然算不上是户籍政策的根本突破，但相对于以前的相关文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至少明确了两个问题，一是进什么样的城，二是什么条件的人可以进。今后，还应在两方面做文章，一是条件要逐步放宽。比如三年是否可以降为一年；二是条件要进一步细化。可以出台一个实施细则，对所有有疑问、有弹性的语言都要进行一个明确的规定，要用列举性、定量的语言而不用描述性、定性的语言。文件不怕长，对城市的规定是横坐标，对农民工条件的规定是纵坐标，一定要让普通的农民工都看得懂，都知道怎么操作，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坐标，能对号入座。这样对未来有一个良好的预期，对实现自己的梦想可以有一个清晰的规划，必将极大降低社会贴现率，增强社会稳定性。特别是对家庭整体流动的农民工要优先考虑。至于有人担心农民会不会扎堆涌向某几个大的城市，把城市压垮。其实，只要把两个坐标轴固定下来了，城市就像树上的桃子，有挂得高的有挂得低的，任何人都可以凭本事去摘，能力大的摘挂得高的，能力小的摘挂得低的，没能力的就不要瞎折腾。
三是垫高底层，推进三化同步。户籍改革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缩小城乡差距。日本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采取的是两手抓的办法，一手抓农民进城，让劳动力自由流动，一手抓农民增收，对农业实行高额补贴，让务农和务工的收入基本接近。日本的做法值得借鉴，只有真正做到了城乡统筹，实现了三化同步，“末代农民”的理想才能要么得实现要么被分流，从而不至于化为泡影，以致引起社会震荡。
再次，引导农民对自己的未来作出清醒的理性判断。长期以来，由于城市化崇拜的偏好，农民一窝蜂地涌向城市，都认为城里遍地流金。至于“金子”在哪里？有多少“金子”？怎样才能掏到“金子”？没有多少人清楚。社会舆论一边倒，普遍认为农村小青年不出去打工就是没本事，就被瞧不起，各级行政部门、各类新闻媒体一直推波助澜，大力鼓动农民进城。广大农民正是在这些力量的裹挟下，自身失去了理性判断能力，盲目认为进城就能挣大钱。即使在城镇干着最苦最脏最累收入最低的活，也“乐不思蜀”，不愿意回家从事农业生产，认为“丢不起这个脸”。但事实上绝大多数农民工只能有很少的劳动剩余，有的甚至只能挣个吃饭钱。城市化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巨大的陷阱，面对这种现实，农民很迷茫，无力跳出。我们的基层干部和各种媒体理应引导他们认真分析，做出当农民还是当工人、当村民还是当市民的理性选择。摆在他们面前的不外乎三条路：
一是不当农民。对那些有条件、有能力从事二三产业适于在城市发展的农民，各级政府应千方百计积极引导支持帮助他们一往无前，为成为真正的产业工人、成为市民而努力奋斗，谋求更好的人生发展路径。
二是当好农民。尽管中国城市化发展很快，但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大国、村庄大国的格局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在未来几十年里，即使城市化率达到60%-70%，仍有五、六亿的农村人口，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需要务农。要鼓励广大农民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现代农业已经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种田喂猪，而是包含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的一个巨大产业链，农产品加工、储存、保鲜、运输、包装、销售以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等环节有着巨大的空间容量。美国农民占总人口的3%，但是从事为农服务的占17%，因此，不断延长的产业链和农业的多功能性决定着农业就业领域的宽广前景，政府和社会应引导那些经过一番闯荡，实践证明当不成市民的农民不如尽早回乡实实在在地当好职业化的农民，把做一个“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现代农民作为毕生的追求。
三是兼当农民。并非所有的农民都适于远走他乡。有的家庭老人孩子需要照顾；有的打工的地方离家太远，交通不便；有的因为南下北上而气候水土不服，生活不习惯；也有不少农民长期积累的一技之长或在本乡本土从事二、三产业的地缘人脉关系只有在家乡才能发挥出来，等等。应引导这部分农民充分考虑诸多方面的因素，以就地择业为宜，边种田边从事二、三产业经营。
“儿郎种麦荷锄倦，偷闲也向城中看”，这是古代农民对于城市的向往。城是大家的，随时可以作为生活的调剂进去看一看；“偶闲也作登楼望，万户千家不是家”，这是当下农民工对城市的慨叹。城是人家的，但是我建的，可我却不能享有。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城市化的崛起都需要支付巨大的社会成本。西方发达国家在长达三百年的城市化过程中把这一巨大成本大多向殖民地转移，而我国城市化要想用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人家300年才走完的历程，矛盾和问题的集中度之高可想而知，我们又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殖民地的方式消化矛盾和问题，我们只能从自身寻找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工要圆“末代农民”之梦，大多数人还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刘奇 作者单位：安徽省人民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