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农民”梦何圆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1年《农民工市民化》课题组调查，数量过亿的新生代农民工只有7%的人愿意以后回乡。这就意味着让父辈当“末代农民”，顶不济也要让自己当“末代农民”成了93%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梦想。尽管他们在极为高度现代化的城市里，过着极为低度现代化的生活，但他们怀揣甩掉“农民帽”的梦想，奋力拼搏，试图把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变为现实。老一代农民工以物质追求为核心的理念已经被新生代农民工所颠覆，他们正以理想追求为目标去谋划人生，设计未来。

    梦从何来

    理想总是生长在现实的土壤里，小学生长大想当城管的，其父母一定是街头做小买卖的。新生代农民工把“末代农民”作为理想追求，这个一点都不“远大”的理想背后，也一定有着深刻的背景渊源。

    第一，农民与市民相比，权利天地悬殊。在发达国家，农民与市民只是分工不同。但是，当下中国，农民和市民不再是职业的胎记，而是身份的象征。一是二元制度让市民成为“特殊公民”。当今世界，只有中国、朝鲜、贝宁等几个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管制制度，而中国城镇户口的含金量堪称世界之最，一个城镇户口本就是一张巨额“银联卡”和一个多能“通行证”。浙江大学一位教授做了专门研究，隐藏在城市户籍背后有47种权利，住宅、粮食供给、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婚姻、征兵等等无所不包。据全国人大教科文卫专委会委员马力测算，中国农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相差33万元。既然一个薄薄的城市户口本装着如此沉甸甸的实惠，而且，一旦持有，世代受益，谁不拼命地想？二是二元文化使农民成为“二等公民”。社会上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如果你是城里人，你就天生高贵；如果你是农村人，你就低人一等，就让人瞧不起。“你真农民！”，已经成为城里人嘲讽人的流行语。正如电影《人生》中，克南妈对高加林刺耳的谩骂：“一个乡巴佬凭什么到城市来，这种地方是你们来的吗？”农村人充其量只是一个有身份证的人，城里人才是有身份的人。成为末代农民不仅实惠，还倍有面子，谁不拼命地想？

    第二，“农民帽”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一样，难以甩掉。城市本来就是乡村的一部分，被乡村包裹着。乡村到城市的距离仅一步之遥,农民一抬腿就可以进到城里，但是今天的农民整整走过了两代人，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还没挤进城里当上真正的市民。市民并非天生比农民高贵。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对职业的排序一直本着“士、农、工、商”的原则，农民反而比市民尊贵。古希腊，雅典公民大部分都在农村，务农被看作适合于公民身份的高尚职业。即便是最发达的美国，到现在还自认为自己是农业大国，要想成为农民不考到合格的证书还不行。在农耕社会，城乡之间的落差很小，由乡而城的流动极为缓慢，200多年前，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开始出现大规模农业劳动力向雇佣工人的转变，进而出现城市化。这一转变过程在不同的国家呈现出各不相同的形式，比如英国的流民、美国的移民、拉美的城市贫民，无一例外地都遵循了刘易斯经典的“二元结构理论”：农民从田间走向车间是在城市的诱导和农村的推动双重作用下的自然规律，伴随而来的农民向市民的转变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根本用不着上升到理想追求的层面。中国在1958-1978的二十年间，壁垒森严的城乡二元制度和城乡有别的管理体制使农民想进城比现在出国还难：得向集体请假，要公社开介绍信，须持有粮票，而粮票是城里人的专利，农村人有钱也买不到吃的。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政府在农民进城的问题上一点点地放开管制，今天虽然已经全面放开，但是干完活走人，公民权免谈，有的在城里工作生活了一二十年，有的开了公司当了老板，照样成不了市民，就象一对男女青年，你跟我恋爱可以，但要结婚领证有名分不行。所以“市民”这顶“帽子”就变成了一个很奇怪“魔盒”，分明就在眼前，但想戴就是戴不上去。于是，那顶普通的“市民帽”就成了令农民工神往的终极理想。

    第三，今日之农民工已非昔日之农民工。随着当年青春靓丽的《外来妹》女一号陈小艺人到中年，老一代农民工已陆陆续续扛着标志性的蛇皮袋卸甲归田。风华正茂的新生代农民工，则敲着键盘，拉着箱杆，哼着网络歌曲三三两两进城寻梦。两代人除了身份相同、祖籍相同，很难找到其他交集。传统农民工只顾拼命挣钱，他们进城的目的是为了挣钱养家，他们“进城”大多是为了“出城”；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在乎工作是否体面，发展是否长远，活得是否有尊严，他们“进城”是为了“入城”。传统农民工只知道“低头拉车”，找到了一份工作就任劳任怨；新生代农民工则喜欢“抬头看路”，“旅游式务工”现象十分突出，“短工化”已成常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项调查显示，传统农民工平均每年变换工作0.09次，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年变换工作0.26次，差不多是前者的三倍。所谓“无恒产者无恒心”，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水平反而不如老一代农民工，2011年调查的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1747.87元，比传统农民工低167.27元。老一代农民工喜欢纵向比，跟自己的过去比，他们出来打工，分明操着“卖白粉”的心，得到“卖白菜”的钱，却无怨无悔，因为“血汗工厂”的背后有一个更差的“血汗农场”，所以在不公平的现实面前，能忍；新生代农民工喜欢横向比，跟周围的人比，当发现自己跟城里人长得没什么两样，同样喜欢牛仔裤喜欢周杰伦，同样浇水稻不行但浇水泥在行，而得到的待遇和享受的权利却有云泥之别时，他们已不再忍耐。在深圳的富士康，工厂的条件还算不错的，但2010年几个月之内发生了12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全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农民工。除了自杀，更有反抗，领导本田零件工厂罢工的就是一位“二代农民工”。2011 年6月，在短短的二十多天里，广东潮州和增城就发生了两起以农民工为主体的群体事件。很明显，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主、法制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新一代农民工不仅关心福利，更关心权利；不仅关心民生，更关心民权。他们的追求已经由物质层面、精神层面上升到理想层面。

    圆梦：准备好了吗？

    “化”在甲骨文里，由一个正立之“人”和一个倒立之“人”构成，从正立之人到倒立之人的“翻跟头”的过程，就是变化的过程。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不同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翻跟头”，而是独创的“自选动作”，给人一种突如其来的感觉。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化基本处于停滞状态，26年的时间城市化水平从12.6%上升到17.9%，年均上升仅0.2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98年以来，城市化水平呈井喷状态，年均增长近2个百分点，到2012年，城镇化率超过了50%，中国跑步进入城市元年。当2亿多农民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浩浩荡荡地涌入城市，令毫无准备的城市措手不及，连农民工自己也觉得无所适从。

    第一，城市的基础设施没准备好。首先是安居问题，安居才能乐业。中国虽然没有出现像拉美和印度那样的贫民窟，但是农民工的住房状况一直是地方政府刻意回避的问题。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对农民工在城市居住条件的调查显示，33.9%在集体宿舍，10.3%在工棚，7.6%在经营场所，17.5%合租，17.1%独自租住，只有0.8%的人购买了住房。也就是说99.2%的农民工都没有自己的住房。按这样的比例，一亿多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就是几千万个家庭，需要几千万套房子。如果按现在的工资水平和现在的房价，农民工需要工作几百年才能住上新房。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的数据，2011年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1720元，在务工地每月生活费支出1243元，不考虑家里的支出，每年结余5724元，如果在北京买一套90平米的房子需要从康熙年间工作到现在。尽管目前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要求城市逐年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十一五”期间已建成了1000多万套，但对于近亿的需求量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中国大中小城市里，房子盖了不少，但一面是高档住宅，空置率高，一面是保障性住房供给严重不足。农民工“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安居愿望仍是奢望。2011年《凤凰网》刊登了一组照片，农民工的孩子蜗居在墓区度过童年，身后不远处就是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其次是子女上学问题。当城里人在为孩子怎样才能享受到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而烦恼时，农民工子女却在期盼着能有一张安稳的书桌。在2亿多农民工的背后，有7000多万个孩子，其中4000多万年龄在14周岁以下，他们的上学是最令人纠结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的结果显示，农民工子女在务工地和老家接受教育基本各占一半。即便是现在的分流状态，城市里的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的教育资源相当紧缺，相比之下，农村的学校，老师越来越老，孩子越来越少。如果农民工子女都进城读书，城里哪所学校能容得下他们的书桌？再者是就医问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4年发表的《世界卫生报告》的有关资料和官方汇率计算，2001年总人口占全球人口21%的中国卫生总费用只有世界总额的2.1%。中国人均卫生费用只有世界平均数的1/10，大约是美国人均费用的1/100。《2010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2009年，中国每千人口拥有医师仅1.4人、护士1.0人、床位2.2张，而日本分别为2.1、9.5、14.0。而且，我国医疗资源分布严重不均，多的多，少的少，比如北京市集中48家三甲医院，有的省才两三家。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资源更是严重短缺，场地面积、设备配置、人员资质等都严重不足，不少城市社区主要靠个体诊所提供医疗服务，设备条件、服务质量远远不能满足群众基本医疗服务需求。据湖北省黄石市调查资料显示，有40%的市民不信任或不太信任社区医疗服务水平。在目前的条件下，城里人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就十分严重， 2亿多农民工的健康谁来守护？

    第二，城市的管理没有准备好。1995年，联合国人居中心秘书长沃利恩道在为《城市化的世界》一书作序时，忧心忡忡地写道：“城市化既可能是无可比拟的未来光明前景之所在，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灾难之凶兆”。对于城市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管理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乱象丛生，国外有过不少教训。欧洲城市化早期因疏于环境治理，造成瘟疫流行，损失远超过2003年中国的非典。美国一位规划学家描述“在1820-1900年之间，大城市里的破坏和混乱情况简直与战场一样”，狄更斯则在他的小说《艰难时世》称之为“焦炭城”。日本因城市房地产泡沫破灭而曾经一蹶不振。拉美因过快城市化造成的城市危机现在还未走出阴影。中国，在城市已大显病态的今天，这么多农民工一下子涌入城市，无疑将进一步加重城市负担，给城市管理带来了新的难度。一是钱从哪里来。农民工一旦成为市民，城市就要对他们担负起全部责任，所有的公共服务都要惠及他们。仅社会保障一项就需要一笔巨额的开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一位官员指出，“到2011年6月末，农民工参加各项社会保险人数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比例分别为：工伤保险42.7%、医疗保险26.2%、养老保险23.2%、失业保险14.1%。没有一项险种的参保人数超过半数。”要把这么多欠账补起来需要一大笔真金白银。《2009年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预测，每进入城市1个人，大约需要10万元的成本。未来50年间中国约增加4-6亿城市人口，平均每年需要支付9863亿元，相当于2006年国民生产总值的4.7%。而且过去30年，政府的大量投资都在高铁、公路、桥梁等方面，社会投资像医院、学校、公共住房等相比微乎其微，使城市公共服务成为短板。二是管理怎样创新。现今，我国城市管理有三条线，户籍、社区和单位。户籍是身份的标志，社区是生活的环境，单位是工作的平台。对一个城市居民而言，户籍、社区和单位与自身存在着千丝万缕、无时不在的联系。但是，对农民工而言，这个城市管理的三条线仅仅与之发生临时性的关联。社区把他们当作外来人口，工作单位一、二年更换一个，户口是临时的，无法迁入居住地，成不了市民，享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权利。这些农民工一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对于城市的运行管理必将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更重要的是，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中国走的是世界各国从未走过的四大转型同时推进的道路，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人治社会向法制社会转型，在这种风险极高、难度极大、矛盾极多、任务极重的转型中，要消除50多年积累的二元体制带来的问题，很难一蹴而就。三是城市病怎么治。目前全国有14个省、直辖市的人均道路面积低于5平方米，大城市的交通时速仅为15公里左右；全国有400多个城市处于缺水状态，而因为城市的污水处理设施赶不上城市化速度，导致水污染加剧，水资源进一步短缺；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仅19.2％。河流干涸、阴霾笼罩、垃圾如山、交通堵塞、噪音充耳、空气污浊等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出现了并发症，在当前的情势下已经百病缠身，很难想象，再让那么多农民工享受到真正的市民待遇，城市病不知会出现什么症候。

    第三，市民和农民工自身也没准备好。城乡二元制度已经演绎出一种二元文化。制度的撤销通过一个指令即可很快完成，但文化的消解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首先，对市民来说，心理不平衡。心理学上的贝勃定律告诉人们，如果对人一直好，别人就感觉是应该的，如果哪一天突然不好了，反而接受不了。不少市民早已习惯了农民工为自己提供的廉价服务，习惯了对他们指手画脚和居高临下的施舍。农民工一旦享有完整的市民权利，这种上下主仆的生态突然被打破，市民感觉就不那么舒服了。同时，市民更怕农民工抢了自己的饭碗，担心夺走自己的既得利益。其次，对农民工自身来说，还有很多跟不上的地方。一是经济跟不上。以前，在城里务工之余，还可以兼顾家里的农活，机会成本相对较小，现在，全身而进，家里的田地和宅基地又难以变现，收入还有可能下滑，与此同时，城市里生活的成本急剧增加，买房子要钱、孩子读书要钱、出行要钱、买菜要钱、喝水要钱、连大小便也要钱，光靠一两千元的工资，生存都难。二是技能跟不上。农民工进城大多干的是最苦、最脏、最累、最危险、最没技术含量的活，长期处于产业分工的最低端，即使城市不排外，历史的大潮也会把他们甩到边缘。三是文化跟不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1年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中，1.5%未上过学，6.3%小学，45.5%初中，21.7%高中，13.5%中专。这些劳动力中高达80%以上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技能培训。因找不到工作而返回农业的劳动力占返回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1%。文化是文明的基础，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这种低水平的文化显然与现代城市文明难以匹配。要真正地融入城市文明，还需要一个修炼和积淀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