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永祥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中国现代史上杰出的诗人和书法家。他一生亲笔书写并留存于世的文稿、书作数以万计，时间跨度达70余年，这些手书资料完整地反映了他一生的书学经历和书艺嬗变。被称为“毛体”的毛泽东书法，个性鲜明又不违法度，熔铸前人而自成一格，在纵横捭阖的笔墨挥洒中，将革命家的磅礴气势与诗人的浪漫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成为20世纪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座丰碑。

1958年10月16日，毛泽东在给秘书田家英的一封信中写道：“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这封信是目前所见与书法直接相关的一件毛泽东手迹。曾为田家英秘书的逄先知回忆说：“除了买字帖供毛泽东观赏，我们有时还到故宫借一些名书法家的真迹给他看。1959年10月，田家英和陈秉忱向故宫借了20件字画，其中8件是明代大书法家写的草书，包括解缙、张弼、傅山、文征明、董其昌等。”在其他一些人的回忆中，还提到过毛泽东在延安时经常临习晋唐小楷，在建国后外出时曾以《三希堂法帖》自随，以及尤其喜爱唐人怀素、张旭、孙过庭草书等史实。÷

这些史料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毛泽东对“帖学”书法的爱好。

中国书法发展到清代中叶时，在艺术风格上出现了“碑学”与“帖学”的分野。碑、帖原本都是学习书法的范本。“碑”即碑刻，秦汉魏晋乃至隋唐以来各个时代留下来的摩崖题字、造像刻石、墓碑、墓志铭等都属此类，且多为篆、隶、楷书等书体。“帖”即刻帖，是将前人书迹编次摹刻于木板或石板上再拓印的字帖。由于刻帖所本是前人的墨迹，因此后来将墨迹的摹本与影印本也泛称为“帖”。刻帖所刊多为启牍手札等日用书迹，字体以楷、行、草书为主。由于刻帖多以“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为宗，且大多数是在北宋《淳化阁帖》的基础上层层翻刻，致使许多字形已失去原貌，导致“帖学”书法失去了雄劲刚健的气象。清乾嘉时期，随着大量碑版的出土与金石考据之风的兴起，秦汉魏晋（尤其是北魏）时期的大量碑版书法进入人们的视野。学者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相继著书立说，褒扬碑版而贬抑刻帖，从而形成声势浩大的“碑学”书风。

然而物极必反，“碑学”书法讲求朴拙雄劲、体势恢宏，同时也开了粗服乱头、轻视笔法的狂怪书风。到20世纪初，一些书家重拾“帖学”余绪，并在“碑”与“帖”的契合点上寻求新的书学路径，标志着书法艺术向“帖学”回归或至少是“碑”与“帖”的融合。

毛泽东对“帖学”书法研究尤深。如致田家英信中所说各种草书字帖“若干拓本（王羲之等）”，即刻帖拓本，而王羲之书迹正是历代法帖之宗；“于右任千字文”，当指于右任“标准草书千字文”字帖。于创制“标准草书”时推广的“千字文”字帖，是以双钩摹勒之法集纳的刻帖范字。逄先知回忆中提到的解缙、张弼、傅山、文征明、董其昌等，都是在“帖学”书法异彩纷呈之时涌现出的名家，他们流传于世的书法真品更是典型的“帖”。至于孙过庭、张旭、怀素等，分别是唐代小草、大草、狂草的代表人物，其书迹也是众多丛帖辑录的必选内容。可见，毛泽东所取法研习的对象，大都是历史上“帖学”书法的代表人物。因此，毛泽东书法主要是以“帖学”为宗的。

从毛泽东的存世书迹来看，其用笔的流利婉转，结字的疏放飘逸，章法的参差开阖，体现了典型的“帖学”特征。当然，与传统“帖学”书法的柔美妍丽风格相比，毛泽东书法无论在笔法运用、结体造型还是谋篇布局上，都体现出独树一帜的创新风格。从笔法上说，毛泽东书法下笔切锋直入，行笔简洁劲利，收笔放锋直出，转折时则是搦管转笔，中锋领毫，流畅而少顿挫，讲求笔随意到，深得怀素、孙过庭等唐人精髓。从字形结体上说，“毛体”字以欹侧取势，类似宋代苏轼、黄庭坚，与元明以来的规整拘谨大相径庭，更与“馆阁体”的状如算子不可同日而语。从章法上说，毛泽东书法谋篇布局大张大合，计白当黑，大小穿插，是典型的唐人狂草章法，又与自“二王”以来的“一笔草”一脉相承。因此，从中国书法流变的角度看，可以说在20世纪书法史上，毛泽东以其熔烁古今的学识与气魄，截断有清以来“碑学”众流，接续明贤，上溯宋元，直取晋唐风度，将沉寂数百年的“帖学”书风推向了又一个高峰。

那么，毛泽东取法“帖学”的原因是什么呢？能否说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在书法趣向上也对“碑学”产生的流弊具有一种自觉的革新意图呢？

从某种角度可以说，毛泽东并不是传统意义上专业的“书法家”。对于他来说，用毛笔写字只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在颠沛紧张的革命战争年代，也无暇在书法风格流变上下太多的研磨功夫。延安时期之前的毛泽东书迹，基本属于“手写体”，而这正与“长于启牍”的“帖学”书法高度契合。习惯在紧张的工作中亲笔起草文稿的毛泽东，在“匆匆不暇”的急迫情形下，行草书体成为他书法的首选字体。另外，从一些历史照片来看，毛泽东书写基本上采取坐姿，用小号毛笔枕腕书写，这种书写姿态适合于写小字，也便于控制笔毫，在字的点画形态中体现出笔锋的运动轨迹来。这些因素，恐怕是毛泽东书法具有“帖学”特征的前提。延安时期及至建国后，毛泽东有了相对平静的环境和较为充裕的时间，对自己的书法字体进行“规范”成为可能，在选择书法范本时，对“帖学”书法产生一种自然而然的亲近直觉和审美认同，进而潜心揣摩，在笔下表现出“帖学”书法的意趣来，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作者陶永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馆员，北京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