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美芝
《毛泽东与王稼穑（即王稼祥。）最近谈话》（以下简称《谈话》）以答红中社（全称为红色中华社）记者问方式，发表于1936年1月29日出版的《救国时报》上。该文共阐述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一、中国苏维埃政府对目前华北问题有何观察；二、中国苏维埃政府对于最近全国学生救国运动有何感想与主张；三、最近各方盛传蒋介石已与红军成立停战协定的事实与内幕；四、中国苏维埃政府对于组织国内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五、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国际外交方针。《救国时报》发表《谈话》时，在文前加编者按语：“上海工人通讯社消息：本社日昨接到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及人民外交委员长王稼穑，经由广播无线电发表的与红色中华社记者谈话，对于目前时局关系殊极重要，特志之如左。”但笔者经过考证认为，《谈话》并非出自毛泽东、王稼祥之口，也不是从陕北经无线电发出的，而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劳的。
一、《谈话》发表的背景
《谈话》发表前的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华步伐，中华民族到了卫土保国的紧要关头。而国民党于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在南京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所作的“对外关系之报告”中却强调，对日要尽“最大”之“忍耐”。这引发了北平学生的抗日示威游行活动。继之，爆发了全国性的支持学生抗日爱国行动的运动。迫于压力，蒋介石使出外交手腕，首先做修复与苏联关系的工作，派人向苏联政府表示诚意，得到苏联政府的积极回应。接着，他让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返回苏联，与苏联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邓文仪于1936年1月17日、22日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在莫斯科进行了会谈。邓文仪表示，蒋介石“早就想跟红军进行谈判，并想派我去四川或陕西，但我们不敢，因为事先没有征得红军方面的同意”，他提出，蒋介石开出的谈判条件是“撤销中国苏维埃政府，邀请苏维埃政府的所有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在红军与南京军队之间应该交换政治工作人员”；“恢复1924年至1926年曾经存在过的那种国共合作形式”。（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89、93页。）对此，王明的答复是国共两党领导都在国内，由国内去谈，他“不了解前线的具体情况。当地的红军指挥部更了解这些条件。因此让他们就地提出自己的具体条件”；“具体条件要同毛泽东和朱德去商谈”。两人商定了派代表一同回国进行合作抗日谈判的出行日子。（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第97、104页。）
但1月23日，邓文仪去见王明，却告知：“后天我不能动身了，因为刚才收到蒋介石的电报，他要我立即去柏林。”目的是同李荣清（陈立夫）秘密交谈。“我坦率地告诉您，此人不只是来同你们谈判的，而且也是同苏联谈判的。”“约在2月5日或6日我将返回。那时我们再次会面，并决定我们什么时候去南京。”（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第108—109页。）在这种背景下，《谈话》在《救国时报》上发表了。
《谈话》的发表，就是针对蒋介石的这些动作来的，也是针对邓文仪传递出的国民党对谈判的顾虑，同时也是要在陈立夫与苏联谈判前，进一步向世人宣传，中国共产党不仅现在而且在过去，就主张和公布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谈话》的发表，是向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和国际社会表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是持积极的态度，表明“中国苏维埃政府无时无地不在预备和一切愿意抗日者进行谈判”，以让国民党的谈判代表消除顾虑，从而加速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步伐。
二、1936年1月陕北的无线电台不能向莫斯科发长报
《谈话》并不是从陕北通过无线电发给《救国时报》的。《救国时报》1935年5月15日创刊于法国巴黎（初名《救国报》），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机关报。该报最初在莫斯科编辑，打成纸型后航寄到巴黎印刷出版，1936年在巴黎建立中文排字车间后，稿件仍在莫斯科编辑，然后直接邮寄巴黎排字印刷。1936年1月，刚刚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不久的中共中央，与莫斯科之间中断的交通联系还没有恢复，无线电联系虽已初步建立，但不具备发长报的条件。因此，红色中华社不可能将长达2600字的《谈话》通过无线电台，从陕北发往莫斯科。
1934年10月1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部长阿布拉莫夫，于莫斯科给正在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请立即停止与上海的无线电联系。你们的电台，包括备用电台和密码，已经被警察掌握。请采取一切措施与我们建立定期的通讯联系。”（《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81页。）实际上，正在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共中央，先与上海中央局失去了联系，后又因战事凶险，将不便携带的一百瓦大功率电台埋掉，也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对此，共产国际十分着急，先后委派李立三、阎红彦等人采取多种措施，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但直到1935年11月初张浩（林育英）从蒙古入境，抵达陕西定边县才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并于20日前后到达党中央所在地——陕北瓦窑堡。（参见李思慎、刘之昆：《李立三之谜——一个忠诚革命者的曲折人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259页。）
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于12月23日通过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准备以6个月（2月至7月）完成下列任务……（15）完成与苏联的通信联络……”（鲁之玉等著：《王诤传》，电子工业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并指定由军委三局局长王诤负责。有当事人在《通讯兵回忆史料》撰文说，大约在1935底或1936年初间，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开始与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建立了无线电联系。但笔者认为，即使这一说法确实，也只能是属于以短电相互沟通情况，不能发长报的试通话阶段。这个时期的党中央还没有大功率电台，最大功率的电台仅为50瓦，能与共产国际进行短电联络已是相当不易了。1936年6月，上海地下党组织将功率为一百瓦的电台送到了陕北，中共中央才有了发长报的条件。当时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拍发的两封电报，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1936年7月2日，张闻天在安塞致电博古，除通报了红军在西线的胜利，并告知“国际电台已畅通”。1936年7月22日，张闻天同张浩、毛泽东等致电张国焘，更是明确说：“国际电台联络从六月起已畅通”。（参见《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236、243页。）从目前已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中，没有发现陕北与共产国际在1935年底至1936年6月26日前的来往电报，也证明了这一点。1936年6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莫斯科发去达2000字的《致王明》电报，特意注明为“第一号电报”，开始详细报告中央和红军主力经长征到达陕北后的情况。这也说明能从陕北向莫斯科发长报，是自1936年6月开始的。季米特洛夫在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这封长电转给斯大林阅览时写有一段话：“自中国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撤离江西和福建后中断的共产国际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已由共产国际无线电台恢复。经过（一些监控电报）检验，现在可以认为，同中共中央的无线电联系已稳定的建立起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第223页。）这清楚地表明，自1934年10月中断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是于1936年6月才得以稳定地建立起来。换言之，1936年6月前，在陕北的中共中央不具备向莫斯科发长报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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