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始于1928年初。1931年6月国际联络部人员牛兰被捕后，格伯特又到上海建立了三部电台，形成了中央苏区，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莫斯科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三地之间的快速信息通道。而1934年6月中共上海中央局被严重破坏后，共产国际和中央苏区于1934年9月下旬建立了直接的电讯联系。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由于没有带上能够收到共产国际电报的电台，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上海中央局同时中断了电讯联系。
党史学界一般都认为，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转移到中央苏区后，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是通过上海中央局转发的。但从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连续遭到6次大破坏，电台也随之遭到破坏，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由此而中断。至于具体什么时候中断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说是1934年9月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0页。，也有学者认为是在1934年6月参见李海文：《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由来及职权》，《党史博览》2006年第9期。。从近几年俄罗斯方面公布的档案资料看，上述说法并不准确。
一、中共中央转移到中央苏区前同共产国际电讯联系的情况要弄清中共中央在1934年何时同共产国际中断电讯联系，有必要对中共中央转移到中央苏区前同共产国际电讯联系的情况进行考查。
查阅档案资料，从1927年7月起到1928年1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没有电讯联系。这是指专门发给中国共产党的电报。在这一段时间里，联共（布）、共产国际与驻华人员和机构的联络主要是靠信使传递信件，电报往来不多，笔者查到的有10个左右这个数字是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收入的电报统计出来的。俄罗斯方面在编辑这套档案资料时，有少数电报没有找到，故这是个大致数字，只是为了说明这一段时间里联共（布）、共产国际与驻华代表及机构的电讯联络还处于初始阶段的情况。，平均每月两个左右，主要是发给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牛曼，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华代表阿尔布列赫特、诺罗夫，红色工会国际驻华代表米特凯维奇，苏联驻广州总领事波赫瓦林斯基和驻汉口总领事普利切。它主要是通过三个渠道：一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上海工作站；二是苏联驻广州总领事馆；三是苏联驻汉口总领事馆。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后，国民党派兵围攻苏联驻广州总领事馆，枪杀副领事等十几人，同时驱赶苏联驻中国其他城市的领事。这样，联共（布）、共产国际同其驻华机构的电讯联络渠道就只剩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上海工作站了。
共产国际为了加强对华方面的电讯联系，于1928年初派国际联络部人员鲁德尼克其他化名还有安利、亨利、马林、努伦斯、鲁埃格。（即牛兰）到中国。
牛兰到中国后，在上海租界里以商业公司掩护，建立秘密联络点，使联共（布）、共产国际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直接的电讯联系，并沟通了和亚洲其他共产党的联络。根据俄罗斯方面编辑的档案资料，从牛兰抵华直到他于1931年6月15日被捕，联共（布）、共产国际同其驻华代表和机构以及同中国共产党来往的电报至少在36封以上该数字是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8、9、10卷中收入的电报统计出来的，不包括一些没有找到而未收入的电报。，其中与中国共产党的电报往来有22个，共产国际发给中国共产党的电报有10个，中国共产党发给共产国际的电报有12个。共产国际发给中国共产党的电报最早的是在1928年2月4日，中国共产党发给共产国际的电报最早是在1929年12月。
由于共产国际的信使出了问题，1931年6月15日，牛兰在上海公共租界被英国巡捕逮捕，并被引渡到南京。尽管当时牛兰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但共产国际同其驻华代表和机构以及同中国共产党的电讯联系却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此后近半年之久，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没有电讯联系，直到1931年12月29日。但恰在这一段时间，中央苏区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并在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使共产国际认识到加强同中国苏区的联系尤其同中央苏区的联系势在必行。
1932年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派格柏特（即艾尔文）原姓塞德勒，化名库尔德、埃尔温等。到中国来。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首先给格伯特提出的任务是："恢复在努伦斯（鲁埃格）同志暴露后同中共中央、苏区和朝鲜业已中断的联系。""第二任务是建立同日本、菲律宾的联系，如有可能，还同印度支那和印度建立联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