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与陈伯达是从延安开始认识的。那时，陈伯达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江青涉及政治工作较少，她主要负责照顾毛泽东的生活。所以，江、陈之间没有矛盾。据陈伯达说，江青曾两次向他表示想离开毛泽东，一次在延安，一次是解放初期在北京的西山。一段时期江青因身体不好，毛泽东就送她去苏联治病。

　　陈伯达帮了江青的忙

    20世纪50年代初期，江青曾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但是从未见她到任上过班。后来她成为毛泽东五大秘书之一。

    江青是个聪明且过于敏感的人。她是演员出身，对于艺术很内行。她也怀有个人野心，不断就中宣部的工作向毛泽东进谗言。20世纪60年代，她在上海和张春桥、姚文元秘密搞了一个在部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要，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尽管他们曾几易其稿，但是毛泽东还是不满意，让他们去找陈伯达给改一改。陈伯达当时在上海正忙于工业调查，因有毛泽东的指示，只好为其修改，这才得以通过。

    当时，周扬夫妇身体不好，刚在北京动完大手术不久，来上海修养。周、陈过去秀才交往，关系一直不错。陈伯达本想去看望周扬，但被江青知道后阻挡。江青说：“这里正准备批判周扬，而你去看他？不行，这让主席知道可不行。你不能去。”陈伯达无奈，只好派秘书王保春代表他去看望周扬以示关切。

　　江青与陈伯达争权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成立了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为小组的组长，江青为小组的副组长。江青为了权力，起初处处关心维护陈伯达。当陈伯达因劳累过度生病住院时，江青曾向文革小组成员郑重宣布：“小组的大小事情，都要随时请示组长。”由于江青对陈伯达大献殷勤，陈伯达便写报告给毛泽东，说在他生病住院期间，由江青代理组长职务，临时将权交给江青。这期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群众，江青就代表中央文革出席并讲话，大出风头。从此，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就随风转向江青，渐渐远离陈伯达。待陈伯达出院后，江青紧握权力再也不放手。中央文革小组开会还是江青说了算，她随心所欲，陈伯达得听她的。从此，陈、江意见不一，起了矛盾。

    江青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不断膨胀，到处发号施令。陈伯达为了约束江青的权力，便找王力、关锋、戚本禹开会起草了给中央的一个报告。报告提出，中央文革小组是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下的办事机构，一切言行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擅自作主。会还未完，江青来了，她大发脾气：“我还是不是代理组长，我还是不是第一副组长！”她看了报告的草稿后，立即加上自己的话，并且反复强调说：“我加上的这句是最最重要的！”

    陈伯达抱怨：毛泽东痛斥江青的话没能向下传达

    1967年二三月间，陈伯达对我们说，毛主席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对江青的霸道行径严厉地批评过。毛主席生气地说：“有人说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话不对！她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上！她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多次批评过她，她听了吗？！她这个人呢，有武则天之心，而无武则天之才！”毛泽东说完后，谁也没有说话。后来，还是周总理打破沉闷的气氛，说：“江青同志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很辛苦，是有成绩的。”这时紧张的气氛才缓和下来。然而散会后，没有一个人传达。可是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还哭闹着诉委屈：“正因为我是他（指主席）的老婆，他总是限制着我。这么多年来，如果不是这样，我早就放开工作了，我真是受不了……”

    陈伯达不满地说：“别人做错了事，主席有时生气地批评别人几句，就马上向下传达，被批评的人，很快就会倒台了。而主席这么严厉地批评江青，就没人传达一句，反而还护着她。”陈伯达说完直叹气。

    我们听完陈伯达的话后，心想，陈伯达自己也挨了批评没有向下传达，还埋怨总理。看他情绪不好，我们只能安慰陈伯达说：“总理也很为难，因为江青和主席总还有夫妻关系这一层，而且批评她是希望她好嘛，也不是要打倒她。她不是说过，主席对没有希望的人，是不批评的。再说假如没有正式请示过主席就向下传达，主席万一不高兴，说这是我的家事，怎么你们也要管？那就不好收场了嘛！”陈伯达听后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1] [2] [3] [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