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兆荣

    近一年多来，中欧关系跌宕起伏，不仅与2004年中欧商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很不相称，而且也与中俄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中美关系相对平稳发展，中日、中印关系有所改善形成鲜明对照。人们不禁要问： 中欧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原因何在？发展前景如何？欧洲一些学者声称，欧洲一些领导人过去对中国的看法太理想化，现在终于清醒了，认识到中国不仅是个巨大市场和良好的投资场所，而且已成为“强劲的竞争者”。中国人对欧盟对华态度的变化感到困惑，意识到过去对欧盟的估计也有点理想化。实际上，只要回顾一下中欧关系的发展历程，就不难看出，欧盟目前的对华政策本质上是其对华态度两面性的继续，只是其消极面随着情况的变化有所发展而已。

    一、改革开放30年来中欧关系发展的历程

    1975年中国和欧盟建交以来，中欧关系尽管有过波折，但总体上还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989年以前，中欧关系发展比较顺利，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逐步扩大。虽然当时中国与西欧在社会政治制度上差异很大，但意识形态分歧并未构成发展双边关系的重大障碍，原因是当时有着重要的战略共同利益：首先是联手对付苏联扩张和军事威胁。第二是经济上互有需要。欧方重视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和良好的投资场所，而中国需要引进欧洲先进的技术产品、雄厚的资金和科学的管理经验。第三是欧方支持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幻想趁势推动中国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受这三点“大道理”的制约，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在当时的欧盟对华政策中不占主导地位。

    1989年北京“六四”风波之后，欧盟追随美国对华实行“全面制裁”，使中欧关系急转直下跌入低谷。根本原因是，随着东欧剧变、德国统一和苏联解体，中国在西方的战略中价值下降，因为苏联已不再对西欧构成安全威胁，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上向西方趋同，而中国仍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另外，西方错误估计形势，以为通过施加高压可以促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也会像东欧国家那样垮台。经过大约三年的较量，中国顶住了西方的压力，坚持改革开放，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促使欧盟出于现实利益和保持对华影响考虑，从1993年开始调整对华政策，逐步取消了除军售禁令以外的所有“制裁”措施。1994年，欧盟出台亚洲新战略，提出要同中国发展长期稳定的政治、经济关系。

    从1995年到2003年，中欧关系加速发展。欧盟认识到中国走向经济政治大国势不可挡，只有通过“建设性的接触”才能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同时又能从长计议地“演变”中国。从1995年到2004年，欧盟陆续出台了五个对华政策文件，对中欧关系的定位从“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到“全面伙伴关系”，再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连续上了三个台阶。2003年，中欧商定建立领导人年度会晤制度，各种级别的对话与磋商全面展开。2004年，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累计最大的技术产品供应方。德、法两国领导人倡议取消对华军售禁令，欧盟邀请中国参加加俐略合作项目，中欧合作领域扩大到40多个。中法、中英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中德建立“具有全球责任的伙伴关系”。中国发表首份对欧盟政策文件，显示高度重视对欧工作。中欧政治关系达到顶峰。

    但从2005年以来，中欧关系中合作与摩擦同步上升。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具有技术含量的出口商品大量涌入欧洲市场，欧洲领导层和社会各界对华认知发生变化，发出了“重新认识中国”、“重新定位中欧关系”、“重新调整对华政策”的呼声，欧洲媒体上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德、法、英三大国新一代领导人上台后，对华政策中的消极面进一步凸显，矛盾与摩擦明显增多。特别是2006年欧盟发表的第六个对华政策文件，以及围绕西藏问题和北京奥运展开的交锋，标志着欧盟对华态度和政策发生了深刻变化。

    二、欧盟对华政策变化的主要表现

    综观欧盟对华政策中始终不变的核心目标，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经济上利用中国这个市场和投资场所捞取实惠，实现自身繁荣；二是战略上借重中国，谋求独立一极的地位，发挥欧盟的大国作用；三是政治上以西方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但在不同时期，这三条有不同的侧重和表现，而近年来的主要表现是：

    第一，改变了对中国的定位。从“发展中国家”改为“经济强国”，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变为“强劲的竞争者”，称中国是“欧盟今后10年外贸政策的最大挑战”，也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表明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恐惧增多，认为中国是挑战和“威胁”的论调上升，企图把经济全球化给欧洲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归咎于中国，为其自身过错造成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寻找“替罪羊”。

    第二，对华贸易政策趋硬。强调要以发达国家的标准对待中国，在知识产权、汇率机制、市场准入、贸易逆差、能源政策等方面向中国施压。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要中国承担具体减排义务，以削弱中国的竞争优势并为欧洲的环保技术开拓市场。要求中国“超越入世承诺”，开放金融保险服务市场，并遵守所谓“国际劳工标准”。对华反倾销案件明显上升，声称要继续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以迫使中国提供“完全公平的贸易条件”。

    第三，对华关系中意识形态色彩加重。从推行“价值观外交”出发，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说三道四，要求中欧人权对话取得具体成果，压中国向“更加开放和多元社会”发展。在涉藏和奥运问题上，一些欧洲大国的恶劣表演实属罕见。

    第四，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立场倒退。在台湾问题上，虽仍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声称要在军事上保持“地区平衡”，压中国放弃使用武力。在西藏问题上，扬言保留会见达赖的“权利”，并以保护西藏独特文化和宗教自由为幌子，鼓励和变相支持达赖的民族分裂主义活动。对解除欧盟对华军售禁令提出了更多条件，要与“人权状况的改善”和台海局势挂钩。最近，围绕美国关闭关塔那摩监狱问题，一些欧洲国家暗示可考虑接受已被联合国确认为恐怖主义组织的“东伊运”成员。果真如此，这将意味着在反恐斗争中对华实行双重标准。

    第五，压中国承担“不断增长的国际责任”。提出要以国际游戏规则规范中国的内外政策，把中国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在达尔富尔、缅甸、津巴布韦等热点问题上，炒作所谓的“中国责任”。对中国在非洲影响力上升表露强烈不满，指责中国不干涉内政和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非政策破坏了欧盟旨在促进“良政”和人权的对非政策。

　　三、欧盟对华消极面上升的原因

    欧盟对华态度和政策的调整，既有意识形态的根源，更是利益格局变化的反映，是中欧发展不平衡，欧洲自身发展不顺的产物，有着深层次的主客观原因。

    首先，习惯于富裕生活的欧洲缺乏锐意改革的精神，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不力，内部问题和困难增多。欧元区近几年的经济增幅低下，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下滑，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失业率居高不下。欧盟扩大过快，内部利益多元化，各种矛盾和分歧增多，一体化进程屡屡受挫。面对诸多社会问题，各成员国政府束手无策，群众不满上升，反全球化情绪滋长，“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一些政客企图把国内的困难嫁祸于新兴大国的“崛起”。

    其次，欧洲人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心态严重失衡，产生了某种失落感、危机感和恐惧感。欧洲一向视中国为商品和资本输出场所，如今“中国制造”从低端消费品到中高档技术产品大量涌入欧洲市场，对欧洲某些传统的和高新技术的产品构成一定竞争，而欧洲拥有优势的金融服务业暂时还不易大规模地进入中国，欧洲对华贸易逆差持续增加。同时，中国对外能源和原料的需求增长，加大了对非洲、中东和拉美的能源矿业的投资，特别是在非洲的政治影响力增大，欧洲一些人视之为中国“侵入”其势力范围，危及欧洲现实和长远的利益。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欧洲人有一种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观念和文明优越感，自诩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具有“普世价值”，谁不接受就是大逆不道，并会被打入“异类”。他们不仅对中国未出现他们所期盼的“政治转型”感到失望，而且对中国的发展模式竟然对亚洲、非洲、拉美一些国家具有吸引力感到不安，认为中国对欧洲不仅构成了经济上的挑战，还通过提供“另一种制度选择”削弱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吸引力。

    第四，欧洲目前缺乏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几个大国的现领导人从政经历短浅，政策上追求短期效应，受内政因素和舆论的掣肘明显，欠缺长远的战略思路。他们常常要借外交上的轰动效应提高自己的民意支持率，并转移对国内问题的视线。有些人一上台就宣布要与其前任的对华政策保持距离，有的还有较强的亲大西洋情结，在对华政策上强调要同美国协调。而美国为阻止中欧接近，也软硬兼施对欧洲的对华政策施加影响，分化离间中欧关系。这在解除对华军售禁令问题上表现得尤其突出。

    此外，欧洲媒体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制度抱有成见，其反华宣传对公众的欺骗作用不容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