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明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在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官本位”还在一定范围内拥有不小的市场，中国的“吏治”仍然还面临着较多的问题，干部管理体制上还存在许多需要改革的方面，在笔者看来，这些与“官念”没有得到及时转变有着莫大的关系。

    近年来，公务员考试成为“天下第一考”，期间固然有就业难的原因，但这种状况与“官念”的价值取向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些“官念”的存在，当然有几千年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也与我们现行的公务员体制和现行体制下存在的“职务特权”有着重要的联系。

    虽然，目前在大多数地方（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公务员的待遇与许多行业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差距，甚至比一些企业单位、事业单位还低些，公务员职级之间的收入也没有明显的差别。但是，由于事实上存在的“职务特权”，造成了官与官、官与民之间的较大差距，形成了事实上的分配不公。同样资历的公务员，如果职务不同，就会有待遇的天然差别。一些人的职务特权也往往形成“一人得道、仙及鸡犬”的不正常社会现象。正因为如此，寻求拥有权力，然后把权力出租就成了某些人的追求，也使有些行业不可避免地出现行政化、等级化的倾向（包括科研单位、学校、医院、国企等），使官本位的影响难以彻底地消除。

    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约束机制和信息公开机制，一些权力拥有者拥有太多的自由度，控制和掌握着资源的分配权，一些公共资源可以堂尔皇之地就变成了私人资源，而且这种资源分配模式的不合理，往往又被其合法的“职务消费”和“职务特权”所掩盖。

    官员拥有一定职务权力、进行一些职务消费原本无可厚非，但问题是，一些人职务权力、职务消费的合理度和可操作性存在较多的不正常现象。往往是把一些属于公务范围内的权力、资源的使用变成了个人的特权。如公车原本是因公务需要而配置的，但在使用过程中变成了一些领导及其家属的专车和私家车。同样，公务接待也是出于公务交往的需要，但在一些单位却成了拥有签字权的少部分人的公款消费待遇，此外借学习考察名义用公款去旅游，用秘书、司机办私事就更是屡见不鲜了。这种缺乏应有约束和监督机制的“职务权力”很自然地演变成了“职务特权”，使权力的含金量远不是普通公务员和百姓可以享受到的。正因为这样，一些人往往不是把权力看成一种责任，而看作一种待遇和福利，甚至是一种成为人上人的捷径。现实中，用尽一切手段，甚至买官、卖官、杀官去获取权力之事时有发生，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官”能让人获取超值的“回报”，而且投资的成本和风险也不高。正因为这样，才会让某些钻营者，有了可趁之机，也使买官卖官有了市场。

    因此，转变“官念”，净化社会空气，除了必须大力推进科学发展，不断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文明素质、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氛围外，重要的就是必须改革公务员（领导干部）管理体制，建立科学合理，系统性、操作性强的职务权力管理监督机制，明确职责，对“公权”的行使必须要有较明确的规范和公开监督体制，让公权的运行能始终经得起阳光的曝晒、经得起民众的监督和考验。必须严格相关制度的执行程序，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限制一些不合理的“职务特权”，把职务的拥有、职权的行使更多当作一种责任的承担、一种使命的履行，让公务员群体成为真正的人民公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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