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群体性事件需要新思维_理论频道

在现实生活中，将群体性事件作为治安性事件，用解决治安问题的方式加以处理，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而将群体性事件界定为治安性、刑事性甚至是政治性的事件，产生了一种根本性的误导，使得我们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产生了一种整体性的偏差。

在体制变革、社会转型的时期，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处在剧
烈调整的过程中，社会中的利益主体也越来越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利益的博弈，将会成为一种常规性的社会现象，成为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家常便饭。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群体性事件，往往就是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的形式之一。这是我们认识和处理新时期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认识和处理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最基本的背景和基点。

许多群体性事件，特别是在其初期或起始阶段，在其没有被某些因素激化之前，往往并不存在政治或刑事因素。在近些年来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完全由坏人和刑事犯罪分子进行组织和策划的，可以说并不多见。但即使是一些群体性事件中存在违法犯罪行为，甚至有的将政治因素加了进去，也并不等于这个事件本身就是违法犯罪事件或是政治性事件。

许多利益矛盾和冲突，特别是由此引致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往往与一些政府部门的工作失误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征地拆迁中的群体性事件，因拖欠农民工工资导致的群体性事件等，有些政府部门本身往往就是引致事件发生的因素之一。将由此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政治化、刑事化，就意味着将这些事件解释成是坏人捣乱的结果，与这些政府部门无关。由此，有时就造成了这样一种荒唐的结果：本来是某些政府部门工作的失误导致了事件的发生，这些政府部门应当是导致事件发生的责任者，而在将群体性事件政治化、刑事化之后，反倒成了是这些政府部门在与坏人或别有用心的人进行斗争。

与民众打交道，特别是与有不满情绪、有自己利益要求的民众打交道，至今是我们政府能力训练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现在许多政府官员所熟悉的处理利益矛盾、利益冲突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形成的。而这种处理方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其作为政治或刑事案件加以硬性的打压。如果一些群体性事件不存在政治或刑事因素，人们反而不知道如何来进行处理。而将群体性事件中的一些过激因素人为加以放大，甚至激化出某些过激行为，则很容易将这些事件纳入习惯性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中。

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生活中的一项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我们以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形成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新思维，形成制度化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新方式。（2008年10月5日《经济观察报》孙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