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渠道，也是我们做好工作的一件法宝。正因为如此，胡锦涛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对本地区本部门和谐建设有关情况和工作的调查研究，全面分析和把握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发展趋势，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李庄在其回忆录《难得清醒》中记述了一段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亲历亲闻[1]，用事实告诉我们，调查研究要达到目的，最根本的是领导者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客观事实，鼓励人们说真话、讲实情。

    1、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共中央曾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股风是在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之下刮起来的。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正式开始之前及期间，毛泽东先后听了五次汇报，逐渐形成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思想，并且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毛泽东说：“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在接下来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结束时，毛泽东再次就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

    全会结束后不久，毛泽东直接领导的三个调查组很快组成，分别由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率领赴广东、湖南、浙江开展调查研究[2]。在毛泽东的倡导和表率作用下，出现了《人民日报》前总编辑、时任该报编委的李庄所说的一幕：“全党雷厉风行”。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62年李庄参加了一次自称“非常‘幸运’的调查研究”。

    2、调查研究的“幸”与“不幸”

    这次调查研究的起因，是1961年5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行修改，取消原草案中关于举办公共食堂和实行供给制的规定。各地试点显示，农村政策的这个重大调整受到农民热烈欢迎。出于慎重考虑，毛泽东指定吴冷西组织一些人在北京郊区进行一次深入的调查摸底。于是以《人民日报》为主，新华社参加，组成一个调查组前往北京郊区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调查，李庄是副组长。为了便于接近农村的大娘大婶，组里专门配备两位女编辑，可见计划相当周密。

    由于中央打算做的，正是农民强烈要求的，也是调查组所要调查的，“万无一失，皆大欢喜”，所以李庄说他们非常“幸运”。在此之前，李庄有一位老战友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认为公共食堂有八大弊病，目前决不可办，写了一个调查报告给党中央。当时中央最高领导刚刚批转一个省委的报告，认为公共食堂是农村社会主义阵地，他这位老战友被理所当然地定为严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非常“不幸”。

    3、干部群众疑虑重重

    《人民日报》这个调查组刚进村时正是“四月闲人少”的农忙时节，然而村中田间一片静悄悄。“还有不少人在门洞里闲坐着，用惊异的眼光端详我们：这些人来干什么？”过了几天，李庄他们明白了：“这是农民近年来积累的经验在起作用。他们很怕上边来人，不知道又有什么新花样。”

    其实，干部也是如此。调查组进村第二天，县委书记带着办公室主任来看望。他已经听说中央正考虑停办公共食堂，取消人民公社的供给制，但都是小道消息。听了调查组的介绍，他的眼睛马上睁大了，同来的县委办公室主任则奋笔疾书。李庄估计，这大概是要把他们又像透露又像传达的话一字不漏记下来，以便将来有事以此为证。虽然李庄反复解释这是中央新的决策，还不能完全打消他们的疑虑。第二天，县委派来陪同调查的工作人员就撤走了。李庄估计这是自保之计，将来万一发生什么事情，表示“县委概未参与”。村里的干部和社员则是在弄清了调查组的身份和任务之后，才消除了顾虑，“像自家人一样向我们反映各种情况，表达积累多年的愿望”。

    4、“更重要很敏感的问题却避开了”

    在调查的过程中，还有不少令人深思的故事，非常值得提及的是李庄他们的一个发现，即农民自留地的小麦长得比集体大田里的好。如果量化，集体大田的收获能有自留地的一半就不错了。羊头岗及附近几个生产大队都如此。他们当时就感到“这种现象已经接触个人与集体关系这个问题”，“也是人民公社的核心问题”，很有调研价值。可是他们也清楚，“这个问题太敏感”。由于怕担责任，他们没有进一步调查研究，借口“这不是我们的任务”。最终，调查组写了“一个相当详尽的调查报告，对公共食堂决难再办，‘供给制’不应坚持都有鲜明态度和有力的论据，但对看到的更重要很敏感的问题却避开了”。

    多年之后，李庄对此不无自责和感慨：“当时我已入党多年，职位不低，以这种精神状态进行调查研究，哪能起党中央‘耳目’的作用？中央有预案的就调查，也可以提出明确的意见；中央主要领导人反对的就回避，不管对人民有多么重要。党的实事求是传统，当时从上而下被严重破坏了。”

    5、一波三折的调查报告

    李庄他们那个调查组鸣金收兵不久，报社又派了一个调查组到羊头岗。它的起因是1962年7月邓子恢在中央党校、军委总后勤部和其他单位相继作的《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邓主张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生产队包产，生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主张对一些特殊的农活，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邓子恢的这些主张，源于他深入的调查研究和长期的农村工作经验，受到与会听众的热烈欢迎和许多领导干部的赞同。人民日报、新华社得风气之先，派遣不少人到北京、安徽、河北、四川等省市调查包产到户的有关情况，去羊头岗的四人小组是其中之一。

    这个调查组却一直跌跌撞撞，远不如李庄他们“幸运”。据李庄介绍，其坷坎遭遇，在小组的一个成员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是这样写的：“像羊头岗这样的生产大队，社员生活仍然偏紧，特别是集体耕地和自留地的巨大差距，看得出农业的恢复与发展还大有潜力。几乎所有社员、干部都要求扩大自留地和分‘口粮田’，实际上是‘包产到户’的一种变相要求。”群众的思想摸准了，问题的关键看透了，该怎么办也搞得清清楚楚，写调查报告却犯了难。因为最高领导当时反对搞“包产到户”。调查组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绕开这个问题，围着“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做文章。虽然大而化之，却是万无一失。

    然而，调查报告还未送出，报社传出消息，中央召开会议，允许“百家争鸣”，允许不同地区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采用不同方式进行试验，包括“包产到户”的试验。组长一听，立即兴奋地招来全组人员改写初稿，充实内容，增加篇幅，明确肯定“口粮田”和“包产到户”。

    天有不测风云。改写稿送出之前，组长突然召集组员开会，“神情十分紧张，压低声音说，精神有变，要批‘三自一包’”。原来，邓子恢的主张触怒了毛泽东。此前，人民日报、新华社派到各地调查研究的人员写了不少肯定“包产到户”的材料，在新华社办的《内部参考》发表后，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命令“以后不许再登”。迫于形势，“调查”和“研究”的重点不得不再次从客观事实转向领导的意图。于是大家火速返工，调整内容，压缩文字，把报告的“重点又移到巩固集体经济，发展集体生产”上。可谓一波三折，忽喜忽悲。

    6、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

    上述两则关于调查研究的故事耐人寻味。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讲到调查研究这个问题时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3] 时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30年后对这一段话仍记忆犹新[4]。然而，在国家民主制度不健全，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出现的像上述见风使舵式的调查研究，能解决多少问题呢？李庄认为，“有效，也有限。”“就以60年代这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来说，对最高领导大概不会有什么影响。”这是一个过来人的切身感受，也是历史事实。（朱健/山东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注释：

    [1]李庄：《李庄文集·回忆录编》下，宁夏人民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309-319页。

    [2]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6-1120、1147页。

    [4]陶鲁笳著：《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7-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