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中国的“大考”之年_理论频道

２００８年，注定是中国发展的“大考”之年。

首先看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在国际上，持续的次贷危机影响、油价上涨、物价高企、粮食危机，使全球经济面临历史性挑战，世界经济在短期内陷入经济增长放缓和通货膨胀抬头的局面。美国次贷危机或许是果而不是因，即美国次贷危机仅仅是美国经济结束繁荣
周期步入衰退的一个结果，同时也加速了衰退的步伐。目前除美国政府之外，多数研究机构认为美国肯定会陷入经济衰退，惟一的问题是衰退的深度和长度。因滞后效应，美国次贷危机对英国经济和欧元区的冲击刚刚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英国经济学家智库等国际组织和预测机构都下调了２００８年世界经济增长率的预测数据，认为，２００８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明显下降，通货膨胀率将明显上升，贸易增长率将明显回落。

从国内看，南方冰雪灾害、西藏“３·１４”事件、抗震救灾、股市下跌、楼市盘整、承办奥运，经济增长放缓和通货膨胀抬头正全方位地考验中国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和发展潜力。关键是，本次世界经济增长放缓、通货膨胀抬头在本质上是世界经济周期性调整的表现，因此，中国必定将在中期范围内面临外部环境恶化的挑战。国家统计局的研究发现，世界上能够连续保持５年及５年以上两位数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和地区极少，到目前为止，从ＧＤＰ历史数据观察，只有中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中的新加坡和香港创造过这样的记录。改革开放２９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９．８％，但只有两次连续保持５年两位数的高速经济增长，第一次是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６年，年均增长１２．４％；目前是第二次连续保持５年两位数的高速经济增长，年均增长１０．８％。我们初步分析，２００７年有可能是这轮高速经济增长的峰值，２００８年极有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拐点。

再看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投资、消费、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长期以来，投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最近，有的分析报告指出，由于外需形势严峻，出口增速的大幅回落将导致投资的回落。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稍微悲观了一点，过于倚重出口引致的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不可否认，出口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货物和服务贸易净出口对ＧＤＰ的贡献率从２０００年的１４．５％上升到２００７年的２１．５％。２００７年，投资和消费对ＧＤＰ的贡献率分别为３９．７％和３８．８％。

２００６年，外商企业出口总额占我国全部出口的比重为５８．２％，但是，当年外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例仅为９．８７％。也就是说，为近６０％的出口提供固定资产投资支撑的比重不到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１０％。可以看出，出口回落并不会引发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回落。数据表明，２００７年城镇５００万元以上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３１．１％，增幅较大，将形成今年的投资需求；更何况还有灾后重建修复工作，包括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修复和重建，房屋等生活设施的重建，都将刺激投资需求。

就消费而言，２００７年消费占ＧＤＰ的４．４％并不能说明消费繁荣时代已经到来，也不能轻易得出结论说，中国消费正处于加速期，中国经济增长正在从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转变。居民收入的预期下滑和高通胀预期都会使消费者行为发生逆转，收入分配格局的僵化甚至恶化不足以支撑中国消费的加速和升级。

概而言之，我们的判断是，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出口会有较大的下降，消费增长乏力。因人民币升值和外部环境恶化，要想出口短期内有较大起色很困难，重点需要放在国内消费需求上。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２００８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发出呼吁，由于外需减缓，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加快服务业发展，提高经济抵御外部变化的能力。

需要警惕的是政府主导的投资的重新扩张。因为在通胀压力下，从紧货币政策不会有太大的松动，而惟一能防止经济下滑的手段就是加大政府主导的投资力度，而强大的税收为其提供了必备条件。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是就业的需要，是民生的需要，也是社会、政治稳定的需要。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政策在目前环境下是必要的。但从经济发展的长期稳定可持续性来讲，其固有的风险仍是问题所在。

政府主导的投资冲动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顽疾，当前情况下如果得不到合理的抑制，过去几年政府一直努力去实现的“降低投资比例，提高消费比例”的目标很有可能遥不可及。而且，中国持续的投资高增长，可能继续维持并推高国际大宗商品和石油价格。为保持政治社会稳定，政府极有可能继续采取价格管制措施，加之为客观上减轻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出口商品价格上涨压力，难以对水、电、煤、气、油、运等长期存在价格扭曲的领域做出调整。结果是，以损失中国自身经济发展质量为代价，继续补贴欧美发达国家的消费者。

行文至此，我们近期面临的“大考”是什么呢？简言之，就是在通胀高企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背景下的经济下滑导致居民收入降低，引发经济、政治、社会的不稳定。

那么，怎么办？必须双管齐下。第一，采取措施提高居民消费需求；第二，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在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基础上扩大投资规模。关于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共识已形成，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快服务业发展，提供更多的消费产品；二是在增加收入、理顺分配关系的同时，稳定未来居民支出预期，主要是加强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这一条和第二点有关。对于第二点我们略作分析。当前的经济状况决定了我们必须要加大投资，中国的高速发展要求有巨额的投资作支撑，但我们似乎更偏好于实物资本的投资，实物资本投资最近占到了ＧＤＰ的４３％，而以教育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仅占４．３％，相差１０倍。教育一直是国家财富的重要决定因素。当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融入全球经济，以及国际分工迅速发展之际，教育对社会凝聚力的影响越来越重要。事实表明，即使在发达国家，那些最有可能面临社会不平等不断加剧风险的，也正是那些教育体系表现较差的地方。

人力资本投资除了教育还有营养、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我们所说的扩大投资规模就是要增加贫困地区这些方面的投入。举个具体例子，比如在全国实行中小学生一天一袋奶计划，中央财政完全有能力承担这一支出，社会的稳定与否往往更取决于人心的稳定与否。这些投入既不会大规模地推动通货膨胀，同时又为将来这些地区的发展、推动区域平等发展打下了极为重要的基础。考虑到资本回报（实物资本回报和教育资本回报）的边际递减效应，将公共资本投入于贫困地区在成本收益上也是值得一算的。

耶鲁大学经济系教授、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ＨＤＩ，Ｈｕｍ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ｅｘ）的共同设计者之一——古斯塔夫·拉尼斯的研究值得我们重视，其研究表明，人类发展（包含婴儿死亡率、平均寿命、识字率等）始终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如果优先考虑人类发展，将有助于经济步入可持续的发展。

至于以盈利为主的经济建设投资，政府必须适度退出，让位于非国有资本，而将自身精力集中于公共设施的建设上，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以公共基本服务均等化为目标，不断完善地方与中央财政在社保方面投入的分担机制，增加中央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继续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大力增加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民生投入，促进社保事业的发展和各地区的协调发展；特别是要大力推进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社会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以及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根据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原则，不断深化各项社保制度的改革；还要进一步加强社保方面的法制建设，健全社保投资机制，建立起多渠道的投资体系，加强对社保、医疗保障等资金的管理，保障社保制度很好地实施。

更重要的是，在政府储蓄和财政收入不断增长的同时，在中国仍有２５％的人群靠每天不足两美元的收入过活的情况下，将工作着力点放在公共服务均等化上，正是四两拨千斤的四两所在，也正是阿基米德撬动地球的支点所在。（杨英杰/中央党校经济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