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时期国际粮价涨速过快引起全球广泛关注。我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虽然较好地抑制了粮价过快上涨，但对国家粮食安全的隐忧成为社会议论的焦点。审慎应对粮价上涨，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首要取决于农民提供粮食的商品量，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尤为重要，而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保持，最终要依靠种粮收益的持续增加来维护。应该说，粮价上涨对农民绝对是利好消息，把粮食价格放开，给粮食合理的市场价格，才是对农民最大的补贴。政府千方百计希望农民增收，而农民有了增收的机会，何不就势让农民得利呢？政府为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给予适当补贴，这一政策导向是正确的。因为，农业毕竟是基础产业，现阶段也是弱势产业。笔者想说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采用的方式不同，激励效果就会大不一样。就算是给农民补贴，也不能简单地按田亩数量补贴，而应该按提供粮食的商品量补贴才合理。

    粮价适度上涨，对工作在城市里的高中收入群体的影响，其实微不足道。真正需要政府照顾的，是低收入群体。只要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不下降，粮食涨价就无伤大局。面对粮价上涨，政府最应该作为的是补贴低收入群体。政府不应该、也没必要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给高中收入者额外福利。那样，看似公平，却有违公平分配原则。

    现代粮食安全概念，不光指粮食生产能力和流通能力，也包含粮食质量安全和消费者足够的购买能力。在某种意义上，消费安全关系着人们的消费心理预期和社会稳定。在市场竞争中，一部分弱势群体享有基本生活保障是他们应有的权利，也是社会应尽的义务。公共财政理应为他们埋单。建立粮价关联机制，随着粮价波动，补贴水涨船高。这不仅可以解决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压力，还能稳定他们的消费心理预期，避免抢购、囤积，更有利于粮价走势平稳，确保粮食市场信号的真实性。

    面对粮价上涨，国内最熟悉的方法就是靠动用储备来调控粮价。其实，一定规模的粮食储备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不仅应对大的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危机是必需的，还可以起到战略调节作用。但是，把运用储备作为调控粮价的杠杆反倒可能危及粮食安全。

    目前我国条块分割的粮食储备体制，不仅难以形成统一监管，而且容易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使一些杂音干扰市场信号，造成人们难以认清市场真实面貌。是多了还是少了，谁也说不清。特别是轮储粮和托市粮的抛售，如果时机选择不当，在一定程度上会人为造成供求失衡。扭曲的价格信息就有可能误导粮食生产。当市场粮价偏低时，抛售轮储粮和托市粮，更会造成粮价走低，直接打击农民种粮积极性。当市场粮价偏高时，抛售轮储粮和托市粮，虽可以平抑粮价上涨势头，但给市场的信号似乎是粮食供应充足，农民会误认为粮食根本就不缺，种粮的积极性也就不可能高。要知道，缺失生产能力就没有根本意义上的粮食安全。

    粮食这一特殊商品，其价格到底是由政府决定还是完全由市场形成？按经济学理论，在市场经济中，生产与价格之间能自然建构起一种负反馈的自调节机制。因此，把本该由市场说话的价格问题应交给市场来定，让市场调节出粮食供求“紧平衡”的效应，从而实现粮食安全。（邓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