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展起来以后，接着就是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前是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比三中全会本身还重要，三中全会只是个结果。三中全会之后就是理论务虚会，务虚会之后还有一个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理论务虚会是1979年初开的，我没有参加，但当时理论务虚会的全部简报我都看了。虽然上简报的话可能筛选过，但总还是反映了不少人的想法。这次会上小平同志讲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感觉当时解放思想是很不容易的，包括小平同志也有很大压力。显然是因为会上有些话在当时看来算是“噪音”，小平同志才讲了那么一番话。他讲的话没有错，也是必要的，但对与会者还是有一定的压力。会后，我碰到一些参加理论务虚会的同志，他们感觉是又不敢说话了。

    参加五四学术讨论会的人并不都是搞党史的，也不都是搞现代史的，好些人是搞哲学、搞经济学的，不少人参加过理论务虚会。这次会我参加了，周扬作的报告，感觉是对理论务虚会的补课，又往解放思想这边拧了一下。接着五四学术讨论会以后，我就和廖盖隆、胡华、彭明等同志被请到济南去作报告，是山东党史教学研究会请我们去的。会上，我讲李大钊，当然也讲到了毛泽东，因为是掺和着讲的，没有引起太大注意。廖盖隆同志讲前十年也有“左”，马上就被反映上去了。当时讲“文化大革命”没事，讲前十年“左”就不行，廖盖隆同志在这里惹了点“祸”。我就体验这个过程，感觉在当时基本上是试探着做点事。

    慢慢的，到了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感觉就比较自由一点了。尤其在党史学科发展方面，可以做一些事情了。可见，解放思想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它受各方面因素制约。但不管怎么难，开了头就好。真理标准这个头开得好，有深远意义。它告诉人们，谁说的也不是真理标准，只有实践才是唯一标准。这样大家就明白了，敢于对中国过去走的路进行评价了。这一下子形成全国性的思想解放，邓小平说过去的路不能再走，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李曙光摘自《北京党史》2008年第3期，原标题为《我对解放思想过程的回顾与感悟》，作者张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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