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汶川大地震爆发后，不少媒体朋友都在第一时间飞赴灾区采访。我前所未有地为这些朋友的勇敢、坚毅和良知而感动而骄傲，我也在尽可能少打扰的前提下电话或短信去问候，但我也发现：一些朋友无所畏惧地去汶川前线救人，其实也是“救自己”——我们的日常生活太波澜不惊太沉闷乏味太白开水一样了，我们需要在一个极端条件下重新发现被埋藏很深的生活激情，我们渴望传奇。
我要发誓，上述表述并非对我前线的同行和死难同胞们一丝一毫的不敬重（我坚决反对此时此刻任何不合时宜的反思），我只是发现了日常生活的平庸和琐屑对我们的压迫太久太重了。在一个时期以来的关于1980年代的回忆中，重温青春期成为一股热潮，人们通过适当的审美距离完成对青春期传奇和浪漫的想像和建构，进而完成一次自我救赎。
“我曾经以为爱你就要说出口，现在却宁肯为你做一碗西红柿鸡蛋面，就像我已经知道理想主义者不会把理想挂在嘴边，传奇也永远不是传奇人物书写出来的。”以“老六”之名闻名于京城文化圈的张立宪将2003年出版的《记忆碎片》修订为《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2008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出版社将“八十年代”嵌入标题多少有些营销意味，因为张立宪进入人大新闻系是1987年，他的大学可以说是站在1980年代的尾巴上——当然那最后3年已经足够风云激荡，但和1980年代中前期联系起来，才能较为完整地呈现出那个传说中的启蒙时代的整体景观。
我无比赞同老六说的“理想主义者不会把理想挂在嘴边，传奇也永远不是传奇人物书写出来的”，他“关于校园的记忆碎片”仍能给我“隔代”的感动：他写电教室，“看到说电教室要放两集《教父》（当时第三集还没有拍出来），简直是举校若狂，提前两天就占不上座了。不过占上座的同学也没什么好果子吃，他们并没有看到《教父》，倒是从别人嘴里第一次听到一个词儿：愚人节”；他写《魂斗罗》，“淘汰下来的黑白电视成为《魂斗罗》的战场，乃至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一款十六色彩色游戏”；他写勤工助学，“号称‘绝对足本’的洁本《金瓶梅》令出租者过上了西门庆般的有钱生活”；他写占座，“经常是饭盆、勺子都搁在被无数屁股亲密接触过的座位上。等战友驾到，他抄起家伙就去馄饨摊，很香甜地吃将起来”……
“手心冒汗体似筛糠”地看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看到走在广场上的斯柯尼科夫突然想俯身亲吻那片肮脏的土地时，“正是深夜，我趴在被窝里，赤身裸体，泣不成声。”老六“自我感觉最得意”的是那篇《关于读书的记忆碎片》。其貌不扬的民俗学老师却娶到了校花，“那年头，理想主义还有很大市场”；而且，“那年头，新闻事业也突破了从前的羁绊，进入了一个比较繁荣的时期”；但最重要的是，“可以不读书，从更深的意义上说，绝对是一个时代的进步，也是八十年代真正的魅力——你可以被允许进行相反方向的选择了。”
最近两三年，张立宪筚路蓝缕创办同仁丛书《读库》，应该也是对他青春期的理想主义的承继，只是“理想主义者不会把理想挂在嘴边”。1980年代，张立宪和他的同龄人们还不占据文化中心的话语权，如今，他们也可以与大红大紫的文化名流们分庭抗礼了。
张立宪对学院派学者们是有保留意见的，但阿城、北岛、陈丹青、崔健、甘阳、刘索拉、李陀、栗宪庭、田壮壮等十余位成名于1980年代的作家、艺术家、学者和批评家成为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2006年5月，三联书店）的主角。坊间近年的“八十年代热”可以说是由这本书掀起的。
我愿意给查建英这本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对谈”足够高的评价，至少她还是有相当的问题意识的——这位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过夏志清先生的北大中文系77级学生、《China Pop》和《纽约客》的作者，提供了另外一种向度的视野。查建英和她的谈话对象对美化1980年代的倾向也有一定的警惕。这本访谈显然太过精英化和不够广泛，这有待更多的作者去弥补。
2006年，执教耶鲁的学者苏炜曾在《万象》上长篇追叙《八十年代：访谈录》中提到过的“赵越胜沙龙”，周国平自传《岁月与性情》（2004年7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对此也有专门一节描述：“他们全是言谈高手，越胜的激情慷慨，（朱）正琳的雄辩犀利，（徐）友渔的理性机智，（陈）嘉映的潇洒含蓄，各具特色，无不可观”。
1980年代的文化沙龙中当然少不了女性的介入。在随笔新作《青灯》（2008年1月，江苏文艺出版社）中，诗人北岛有专门一篇《远行》谈到“忘年交”蔡其矫参加《今天》杂志野外舞会的情形。这对于我们了解知识女性在1980年代的文化沙龙中的真实地位和命运有重大帮助，将周国平和北岛等人的说法互相佐证，就有可能拆穿一些精英们可能的谎言，以及他们对1980年代的美化和神话。
“昔日的沙龙早已不复存在，朋友们各奔前程，许多人的生活场景有了巨大改变”，周国平的缅怀刚过，北大中文系83级毕业生、“汉语江湖”书系策划人王怜花策划、推出了钱理群教授主编的《寻找北大》（2008年4月，中国长安出版社）。
免不了应北大建校110周年之时的嫌疑，但编者的表白倒也在理：“北大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实际意义，它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验证某种关于‘好’的标准。这些（近年来对北大的）批评体现了在一个剧变的时代里，人们本能地对某种‘丧失’的警惕，而发出最严厉批评的，往往是北大人自身”，“‘寻找北大’不是沉浸于‘意淫’的氛围中，而是一个严厉的提醒，一次对无孔不入、一统天下的‘现代化’逻辑的反省和抗争。”
在30多位撰稿者中，吴福辉、温儒敏、戴锦华、钱理群这些1980年代在北大完成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如今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享有着较高学术地位，但他们的北大记忆显得相对呆板和枯燥一些。1980年代后期曾与钱理群、陈平原进行“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的黄子平教授有一篇《喜欢阅读》，倒是可以让我们对这位后来远遁香江的学者多一些了解。
《寻找北大》中，我更喜欢读的还是1980年代的北大本科生们的回忆。被出版商包装成“北大醉侠”的北大中文系83级本科生孔庆东，曾经用《47楼207》打动过我，但这一次他的《多情最数王怜花》一看就透露着自以为出口成章信手拈来的中年得意，好在他还自知：“最有才华的一些同学并没有继续读研究生，仅就我们宿舍来说，像四川状元徐永、苏州老东西清平、天津才女小文，还有现在大名鼎鼎的阿忆，再加上这个诗酒风流的王怜花，假如他们都读了硕士博士，那我孔庆东到北大门口修理自行车，并不是过分谦虚的笑话。”天啊，孔博士曾经可是以在楼道里被人误认为工人而自豪！
同为83级的诗人清平的《一个迷局》回忆的是1987年夏天他送走最后一位室友，“只剩我一个人了，我要在32楼416待到被赶走”，“我从此彻底自由了，就我一个人了，晚上可以通宵不关灯了，可以想唱就唱，想不起床就不起床了。”在大学后勤产业化愈演愈烈的当下，今天的大学生越来越难体会十几二十年的学长们在大学周边小饭馆就着一碟咸菜肆意畅饮的豪情了。自由，对年轻人从来都是一个充满蛊惑的词组。
不同于《寻找北大》凝聚的近60年几代北大人的青春记忆，浙江美院78级学生朱叶青通过《那年那天》（2005年1月，三联书店）追忆的则是77级国画、油画和版画班的学兄学姐们这一特定群体——这本由三联书店领导亲自担任责编的书其实极具史料价值，只是朱叶青的语言可能略显神叨。
浙江美院77级油画班学生查立当年第一次喝可口可乐还是“同寝室的同学凑钱买来一瓶，每人倒了一杯”。朱叶青通过这段寻访，不经意间触碰到母校五十年的过往，“并由此涉及到新中国艺术在发展过程中与意识形态间的复杂关系”，“我主要是想去写学生时代所具有的理想与热情，我更希望去写那些依旧在生活之中坚持着理想与热情的同学。”（燕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