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工作在基层的干部，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官”越来越难当，基层群众也越来越把自己“当干部”，与以往的“大小也是个领导”的时代相比，已不能同日而语了。其实，随着我国管理体制逐步走向法制化，这是一种必然出现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社会也逐步走向“官畏民“时代。　

    “官畏民”时代的到来，反映的是社会的管理已经进入到依法行政的时代，这是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管理体制的变革，我们的各级政府已经从“无限政府”及“无限作为”的中解脱出来，转型为“有限政府”和“有限作为”，这是社会管理的必然趋势。同时，由于所有制体制、分配体制的多样化，民众以往高度依附于政府（领导）的意识也逐步被淡化，角色地位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一些新的阶层表现出了不同的利益诉求，甚至还成为一支与政府相博弈的力量。在以法治国的基本国策之下，这一切都通过法律等途径来进行有效的调节。

    与以往的“简单管理”、“线性管理”甚至是“包办代替”式的管理相比，现在的基层干部确实当得不那么轻松自在，而且还必须承担各类作为中的风险。随着问责制的进一步推行，法律和舆论监督的进一步完善，“太平官”就不再“太平”，“庸官”再也不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公务员这个职业也许逐步就会变成一个“高危职业”，时代和民众对公务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没有一定的综合素质是不好“混”了。

    不可否认，由于所处的地位、觉悟认识不同，加之法律还有不健全的方面，有些群众对政府正常的管理会不满意，甚至出现一些过激的行为，甚至还会引发一些矛盾冲突，极少数地方还可能出现较严重的群体事件。但这些都不是我们要重新回到原来那种管理体制的理由，恰恰相反，我们还必须在这种复杂的社会变革中去探索创新有效的新机制体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民主与法制才是建立长效管理的根本。

    化解矛盾、协调利益、建立沟通、公开透明、以人为本、构建和谐才是我们政治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在起步阶段，甚至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会使我们陷入矛盾和困惑之中，也可能从表象上看会付出更高的社会成本，也会影响我们的行政效率，有时还会影响到某些政府（领导）的“权威”。但这种过程、这种成本是必须和必然的，一旦步入了较为规范的法制化轨道、形成了共同的游戏规则，那么一切就会变得简单得多、协调得多。当年农村的集体化，从表象上看似乎很高效、很协调，生产什么一切由上面决定，不存在别的不同意见，但事实的结果就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严重滞后，因为农民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生产力没有得到解放。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并没有发生有些人预见的社会后果，反倒取得数亿农民安居乐业的奇迹。

    其实，今天我们在管理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有些是转型时期的客观因素使然，有的是一些群众的认识水平或是觉悟使然，但也有我们以往“过渡管理”带来的一些后遗症。原来的一些“好心的管理”，也不可避免地夹杂进了一些“粗暴管理”和“乱作为”的成分，即便现在，一些侵害群众合法利益的事也时有发生，乱作为在一些地方的行政过程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正因为这样，我们就必须更加努力地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在广泛征求方方面面意见的基础上，结合好本地的实际，建立起广泛认同的管理制度；另一方面是要加强引导疏通，通过一定时期的努力和坚持，群众的观念也会发生转变，这就要求我们的宣传和说服工作必须到位，有效的沟通平台必须到位。

    目前我们正处于矛盾凸显期，面对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我们应该冷静对待，在坚持依法行政的同时，努力提高我们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在笔者看来，“官畏民”时代正是我们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我们推进廉洁高效政府建设一个重要的契机。(王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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