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立场

    一季度，广州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同比增长了11.6%，但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增长了5.8%。5月7日广州市统计局发布的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显示，虽然一季度全市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为11198元，同比增长15.3%，但可支配收入仅有7361元，仅同比增长5.8%，没有达到政府工作报告制定的10%的增长目标，而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应该为负数。（5月8日《南方都市报》）

    物价上涨，每个人都感同身受。可是工资上涨，非但大多数人没有感觉，反而由此激发了公众对贫富差距的进一步追问和反思。收入高了，工资多了，但很多人却感觉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了。有网友发问：“我平均了谁的工资，谁又平均了我的工资？”有不少网友认为，工资的增长部分主要流向了垄断行业和管理层。事实上，作为分配领域中的重要主体，不管是企业职工还是其他低端劳动者，他们的合法权益都应得到保护，这就需要政府加以干预和调节。国家应通过法律、法规和监督机构来约束分配中的不合理行为。改变职工在收入分配中的弱势地位，防止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工资被人为拖欠和被人为压低。

    从经济学的原理来看，工资上涨至少要跟上物价涨幅。除了反映物价变动，工资增长也应与GDP增长同步。工资的意义在于保障生活水平，应当通过工资增长将物价上涨的指数弥补回来，保障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不下降，生活水平不降低。有评论认为，如果劳动者的工资率（单位时间的工资报酬）低到仅能换取生产费用，而无法承受劳动力再生产的教育费用、医疗费用时，这种收入分配结构就很难说是合理的了。就上述广州的报道而言，在通胀压力下，广州一季度职工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为负，显然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面对问题，专家表示，虽然很多政策性的因素不是广州所能改变的，但广州既然提出了“工资倍增计划”，就要抓紧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尽快出台有关细则，确保全市职工平均工资每年递增12%以上。

    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问题并非广州所独有，全国各地都面临着通胀压力下的劳动力贬值问题。长期以来，各级地方政府有个不成文的规矩，GDP只能年年增长，不管真的假的，有无水分，不允许出现零增长，更不允许出现负增长，否则，地方经济排名就要下降，地方领导的政绩就要打折扣。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的，都会有高峰和低谷，这样的数字游戏既违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可能造成短期行为，也容易助长统计上的弄虚作假之风。

    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是社会个体的利益能够得到公正的善待，原则就是得其所应得和承担其所应承担。如今劳动力越来越紧俏，许多劳动者也承担着不少繁重的工作，所以理当在初次分配中尽可体现其劳动价值。提升劳动力价格，改变劳动力价格低廉状况，正是这样的必然要求。对于企业来说，劳动力价格上涨，当然会增加用工成本，有些靠压低用工成本来获取高利润的经营者，自然会觉得这对自己很不利。但是，从长远看，劳动力价格提升，不仅是企业必然要面对的一种态势，而且也未必会影响企业的发展。经济学中著名的“效率工资理论”揭示：如果支付给劳动者应得的不菲报酬，企业反而能取得劳动总成本最小、利润最大的效果。因为这可增强劳动者对企业的忠诚度，提高劳动者的努力程度和工作效能等。反之，则容易恶化劳资关系，加剧员工频繁跳槽，影响企业劳动效率和长远发展。

    韩国作为我国的友邦，近几十年来经济发展很快。世界银行曾把其经济增长方式称为“东亚模式”，它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成功典型。深究韩国经济的发展路径，不难发现存在两大重要特征，第一是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第二是高度强调经济增长，兼顾分配公平。因此，我国政府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方面应积极发挥作用，在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上做出更大努力，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继续奋斗。

紧紧抓住政府职能转变这个核心
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从感恩走向问责
“富政府”是经济的稳定力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