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首次允许普通民众使用手机

    一场围绕人民应不应该拥有手机、进而享用移动通讯服务的争论，发生在另一个半球的古巴。

    这场以手机为标志的争论在中国大陆引起关注，古巴的改革再次唤醒了我们对于过往岁月的回忆，以及对于未来路径的警醒。古巴的现状和中国的过去拥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这也是古巴为何选择中国作为改革范本的原因。它们都拥有过一个其权威无可撼动的建国之父，它们都依靠一种理想主义建国，并且以理想主义和权威领袖支撑自己度过艰难岁月。而之后，它们都需要依靠另一种威权政治来促使人民暂时搁置那种曾经激励他们的理想主义，转向现实。

    今日的古巴和当年中国大陆所要面临的现实，正是政治领导人迫切需要捍卫人民免于匮乏的自由。

    1942年，在整个世界岌岌可危、人民在战争面前颤栗发抖时，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发表演讲，试图重建美国和整个世界的乐观主义，激励起人民对于一个未来世界的向往，“在我们力求安定的未来岁月里，我们期待一个建立在四项人类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

    罗斯福描述的这四项人类基本自由分别为：发表言论和表达意见的自由；以自己的方式选择和坚持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以及免于恐惧的自由。

    这四种自由像支撑人类尊严之殿的四根支柱。对于古巴而言，在建国之父菲德尔·卡斯特罗不再连任政府职务之后，继承他成为古巴领导者的劳尔·卡斯特罗将谋求提供给人民其中一种最无须争议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劳尔声明，将会“取消已经过时的限制性措施”，其中包括通过古巴电信公司宣布，古巴民众可以以签约的方式享有移动通信服务；可以自由地在之前只向外国人开放的高级酒店消费；放松个人购买电脑、电视机、高压锅、空调等家用电器的限制；逐步解除禁止农民购买农用物资的规定等。

    对资源的垄断，以及对资源分配方式的掌控是一个组织实现自己控制力的最有效方式。通过这种控制，它可以让人们陷于一种对稀缺的恐惧。这种恐惧并不会明显表现出来，但是它清晰地体现在人们对物质的饥渴需求上。每一项计划产生的限令被解除之后，带来的都是一种需求的狂热。当古巴电信公司宣布人民可以享有移动通信服务时，营业厅内外密集的人群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如果愿意回忆，曾经的前苏联和中国商店外排队等待购物的人群也是例证。

    尽管这种对资源和资源分配方式的掌控可以让一个政府或者一个领导人拥有绝对的控制力，但是它的直接后果是民众难以享有免于物质匮乏的自由。他们生活在一种需求上的半饥饿状态。在匮乏面前，他们每个人都表现出无力感。而且，如果不将对资源和资源分配方式的控制力释放，让看不见的手来完成这种调节，人民也终究难于享有免于匮乏的自由，一项无须争论的自由。

    这种常识已经为古巴的领导者认识到。他们正在重复30年前中国政治领导人所推行的改革措施，试图通过解放人民对物质的欲望，来推动一个经济体的复苏——在之前的岁月中，物质欲望的凝固带来的是生产力的冻结。只有经济的复苏才能促进供给市场的繁荣，使一个国家走出稀缺年代，进而满足人民对于丰盛物资的渴求。唯有如此，才能使人民享有免于匮乏的自由。而且，这项最基本的自由也应该是检验一个好的领导者和好的政府的标准。

    对于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而言，他们关注一个遥远国度的改革和关于改革的争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对相似历史的怀旧，或者对他国生活的猎奇，他们想要重温的是政治家推动改革的魄力和捍卫人民免于匮乏的自由的勇气。毕竟，只有真正自信的政治家才敢于放松对手中权力和资源的控制，而这种勇气和自信，也是政治家和政府再一步前行、赋予人民其他形式自由所需的必要条件。(李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