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友人来告，说是要搞“样板戏”进中小学课堂了。笔者半信半疑地打开电视，果不其然，正播一群孩子咿咿呀呀学唱“样板戏”的镜头，唱的是《红灯记》选段，李铁梅的“都有一颗红亮的心”。这个场面，我们这些从“文革”过来的人可是再熟悉不过了，谁都有过那段大唱“革命样板戏”的经历。“文革”过去三十多年了，“样板戏”再度回到课堂上，抚今追昔，真还是有些感慨，更是有些诧异。

    据说明，这样做是为了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笔者认为， “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其心可嘉，但是，“革命样板戏”并不是“中华优秀文化”，而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标识。从八个“样板戏”的出台，到独霸文艺舞台的“一花独放”，记录着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专制主义的发展史。所以，以行政手段在中小学生中推广“样板戏”，不但做法上是草率的，政治上也是孟浪的。

    “革命样板戏”的出台，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极“左”思潮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产物。六十年代初，在文艺政策调整的背景下，戏剧舞台出演了一批优秀的新编历史剧。如孟超编写的昆剧《李慧娘》、田汉编写的京剧《谢瑶环》、吴晗编写的京剧《海瑞罢官》等。这些出自名家手笔的新编戏曲剧目，继承传统，“推陈出新”，堪称佳作。这些剧目表现了惩恶扬善的传统戏剧主题，受到广大群众欢迎，但却被认为是涉嫌影射“大跃进”的现实。1963年12月12日、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接连发出两个批示，对文艺工作进行严厉批评，在文学艺术界开展了一场政治大批判。上述“李剧”、“谢剧”、“海剧”等一批优秀新编历史剧目，悉数都成了这场大批判的反面典型，是为“文化革命”的滥觞。在文艺大批判的连天烽火中，不但优秀的古典传统剧目不能再登舞台，连改编历史剧和新编历史剧的做法也被尽数否定，大演京剧现代戏成为时代潮流。作为江青包办的大讲阶级斗争的革命文艺代表作，“革命样板戏”得以粉墨登场了。

    “革命样板戏”的特点是“革命”，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反映了那个大搞“阶级斗争”时代的需要。在江青手里，“样板戏”的“革命”特点被发挥到极至。通过搞“样板戏”的“功劳”，江青获得了指导“文化革命”的权威，开始在政治舞台上频频“亮相”。1965年，她组织搞出了对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剧的批判，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4月，她与林彪合谋，炮制了《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成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理论。江青本人也因此戴上了“文化革命的旗手”的桂冠。

    “革命样板戏”不仅迎合了大搞“阶级斗争”的需要，还成为了实施“文化专政”的一条棍子，是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一个强硬的政治符号。江青给“样板戏”规定了一套程式，即所谓从政治需要出发的“主题先行”，所谓突出正面人物、突出英雄人物、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三突出”。英雄人物必须是“高、大、全”，出场要“红、光、亮”，唱腔要高亢、尖利；反面人物则以“短、小、缺”，“蓝、阴、暗”来衬托。这套脸谱化、概念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在“文革”的意识形态中，奉为圭臬，推广到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其他的艺术表现方式被一概否定。无论各地的演出，还是其他剧种的移植，对“样板戏”的一招一式，一言一行，都得原样照搬。稍有不同，就是破坏“样板戏”的“阶级斗争”。创作新剧目的企图，更是被视为对抗“样板戏”的图谋不轨。因“破坏样板戏”而遭到迫害的人士不计其数。“样板戏”大兴其道的年代，给我们留下了一段铭心刻骨的记忆。记得前几年曾有一个老作家著文说，一听到电台里播的《红灯记》中李铁梅《仇恨入心要发芽》的高尖唱段，他就会想到批斗和牛棚岁月，神经就受不了。“文革”十年浩劫，伤及上亿人。听到“样板戏”而联想“文革”遭遇，潸然泪下的应是不乏其人。

    近年来，演出一些“样板戏”的段子，电台和电视台也时有“样板戏”曲目的播出，但是，这很难说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试想，现在五六十岁的人，有几个接触过真正的传统戏剧？在最需要文化滋养的成长时期，接受的是大搞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文化，并不知传统为何物。在“文革”整个十年间，全国八亿人民的文化生活，颠来倒去，倒去颠来，反反复复，就是这八个“样板戏”。在这种无微不至的强行灌输中，我们的音乐细胞中，早已浸透了这些样板戏的音符。所谓“八亿人民八台戏，人人会唱样板戏”是也。时至今日，一谈起京戏，人们还不由自主就会唱上几段“样板戏”。这与其说是对“样板戏”的喜好，不如说是一种回忆，还有的是调侃。这无可厚非，但是作为一个政府行为，在我们的孩子中强行灌输“革命样板戏”的做法，实在是大为不妥。把“样板戏”当成中华优秀文化，甚至与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扯到一起，这是在思想上、政治意识上、文化意识上的一种混乱。有感于此，著文述之。 (作者: 王海光 原题:“样板戏”进课堂有感)

史海回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