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与孙中山联合反对封建专制，大肆鼓吹革命共和道路，相继引进霍布斯、斯皮诺莎和卢梭的《民约论》。卢梭认为“民约云者，必人人自由、人人平等”，主权在全民，强调人民有权用暴力推翻专制政体，卢梭学说成为法国革命、共和的理论根据。
梁启超曾认为，卢梭的学说“为近
世民主主义开山之祖”。其理论“精义入神，盛水不漏”，必为后世万国树立榜样。将卢梭学说引入中国，促进了民主革命思潮的高涨。
此后，随着经历的丰富、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对国情的深入了解，梁启超的政体观发生巨大变化。
1903年初，他去美国考察，发现中、美两国政情民俗的巨大差异，认识到中国根本没有实行共和政体的条件。因此，他回国之后即于11月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引进德国教授伯伦知理和波伦哈克的国家学说，肯定了共和政体的五大优点，也系统地驳斥了卢梭主权在民的片面性：一则实行全民的自由、平等是不可能的；二则首领更迭频繁，政局不稳，无法规划未来；三则首领多从实利主义出发，无暇研究“无形之文明”以导进国民人格；四是主权在民说，被一部分人盗窃共和名义，成为“专制的国民主权”，此法国大革命后之教训也。该文颇为具体地分析了美国、瑞士共和政体的建立是由于他们都有长期的民主自治基础；法国大革命前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毫无民主自治传统，在卢梭学说鼓动下实行大革命，经数十年动乱而后定，中南美墨西哥等国也是如此。
波伦哈克得出结论说，“因于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于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梁启超在读到伯、波两氏学说后，不禁凉水浇背，一旦尽失其所据，顿悟“吾党之醉共和梦共和歌舞共和尸祝共和，岂有他哉”，为中国幸福自由耳，“而孰意稽之历史，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征诸理论，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因此，不得不“牺牲现在以利将来”，“且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又先后发表《过渡时代论》、《开明专制论》介绍西方国家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诸种道路，进一步说明政体的选择不能照搬他国模式，应依据各国具体国情而定。中国既无条件即刻建立民主共和或君主立宪政体，不如以开明专制为过渡，逐步实行民主。因此，他在反对同盟会革命共和道路的同时，将意大利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介绍到中国，以《开明专制论》为题加以发挥和论述。认为，开明专制政体与非专制政体孰优孰劣、不能一概而论，一定的政体只适用于特定的历史及国情环境。一般说来，久经野蛮专制、民智幼稚、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必须加强中央集权，以开明专制为过渡，逐步实现富强民主。“此国家进步之顺序也”，强调社会发展阶段性和渐进性。梁启超还进一步指出，社会发展“无论为生计，为政治，其胚胎时代，必极放任，其前进时代，必极干涉”，至19世纪末帝国主义大兴，乃至最爱自由之美国，亦不得不集权中央。指出卢梭等人之自由观，已经过时，“无复过问矣”。“若谓卢梭为19世纪之母，则伯伦知理其亦20世纪之母焉矣。”
梁启超这种启蒙思想来源的多元性，使他在比较中择适者而从之，才有了180度的大转变，他的这种转变既有理论根据，又符合国情特点。应该是可取的。却遭到同盟会革命党人痛斥为保守、反革命。孙中山仍坚持走法国革命道路，学习美国，欲将中国“造起一个20世纪头等的共和国来”。可是，武昌起义全国响应，革命派却无能构建一个新式政权，共和国被新旧军阀玩弄到体无完肤，一个乌托邦的狂想破灭了。1920年前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和《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等文章里对往日追求共和制进行了坦诚反思，他说，“我们曾要求学习西方的代议制度，中国一点也没有学到，所学的坏处却是多百十倍，弄到国会议员变成猪仔议员，污秽腐败，是世界各国自古以来所没有的”。“十年以前，非特一般人不知共和为何物，即知识阶级亦鲜解共和真理”。因此，革命后一盘散沙，乌合之众，“共和的基础，怎么巩固呢？”他进一步认识到，“一味盲从附和，对于国计民生是很有大害的”，我们必须按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社会潮流去做，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
孙中山从革命共和后历经的困惑中悟出一个与梁启超同样的道理，在一个历经长期封建专制的多民族的落后的大国如何迈开近代民主的第一步，必须实行开明专制，也设想在中国建立一个俾斯麦式的强有力的权能政府，政府能充分施展职能，“为人民谋幸福，人民有权选举并罢免政府”。如此，中国就可以“驾乎各国之上”。
从以上梁启超、孙中山之追求革命共和，一先一后或主动或被动放弃在中国实行美式共和政体的历史教训中，可以看出深刻全面理解马克思论暴力革命的一段名言的重要性。马克思说革命“暴力是一切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这就严肃地指出“革命”“共和”是有条件的，要求新社会的胎儿必须在旧社会的母腹里发育成熟后，暴力革命——助产婆才会促使并保护婴儿顺利诞生，如果胎儿在母腹里没有发育成熟，助产婆却挥动双手在孕妇腹上加压摧产，其结果只能使胎死腹中或夭折，造成历史的悲剧。这与波伦哈克所说的“因于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于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因而也是科学的。可见，作为政治家革命领导者，千方百计地多元化地探求建国和治国理念，特别重视在争鸣中冷静地接受听取哪怕是论敌的意见，以便较为正确地制定自已的政纲，力求避免历史的大曲折，是非常重要的。(作者:
董方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