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态文化”的根由与优化

政策、政令的传达执行，离不开“表态”，然而不少表态流于形式，空话、套话、口号连篇，这大大背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立即表态

2008年,列席广东省人大分组讨论的全国人大代表李永忠在审议两院报告时,直言司法系统存在的一些问题。这组的一名省人大代表为表明自己没有这样的看法,其间打断他的话:“这话可是你说的,不代表我们的意见。”李永忠在开全国“两会”时就曾对司法系统的问题提出过建议,最高法院院长肖扬指出,这个代表说得很好,敢说实话!

人大代表代表一方百姓,一个代表议案往往是千百万人民的呼声。像李永忠不说官话、套话、大话,这样的代表应赢得尊重。相反,个别人大代表习惯当举手代表,即使表态时也没有什么有针对性的发言,更遑论有建设性的议案,应该批评。对于民生问题,往往也是喜欢在群众面前表态,似乎一表态就说明问题得到了解决,民众也欢欣鼓舞;有时候一个部门开会,也是一个“表态的大会”,解决问题的很少,中国的“表态文化”在官场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表态文化”是个中性概念,无所谓褒贬,我们也应该辨证地看待。表态在任何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都是存在的,但 “表态文化”消极的一面值得我们重视和警醒。

“表态文化”的五种类型

“表态文化”作为一种特定的实践型、政治型文化现象,具体表现为若干方面的行为。

一是“完全赞成、衷心拥护”型。其特点是对于上级的指示、精神,表现出无条件认同,绝对服从。这种表态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上级党政会议的决策和精神,以及上级文件特别是党中央国务院和省级党政机关的文件。这往往是由“政治上保持一致”的原则所决定的,因而这种表态是必须的和必要的,但有时会流于口号化、形式化。数年前,有一“犯事”的县委书记在外地法院受审,“书记”在进行完自我辩护后,忽然下面一位旁听的原下属局长热烈鼓掌,事后问及为何鼓掌,回答让人哭笑不得:领导一讲完就鼓掌,习惯了!

二是“全面贯彻、坚决执行”型。其特点是对于上级的指示和精神,表现为全面认同,并有相对比较切实的贯彻执行措施。这种表态所涉及的对象,既有上级党政会议的决策和精神,更有上级领导个人的意志,特别是有直接的上级领导的施政意图。这既有与上级“政治上保持一致”的要求,也有与上级领导个人意志保持一致从而形成好印象的动机,因而往往会比较自觉地制定贯彻落实的措施。这种表态,尽管也有口号化、形式化的特征,但一般会有比较具体的内容和相对切实的措施,如现在只要中央关注某一事件,地方有郑重作出“承诺”的,有下“铁令”的,也有立“军令状”的,其中有实事求是的,也有难脱表态应付之嫌的。原因在于这种表态不仅是对上级机关负责,而且更是对具体的上级领导个人负责。

上述两种“表态文化”类型,由于是“下”对“上”,所以自觉认同、唯上是从的特色十分明显,官员个人的创造性、独立性相对比较薄弱,“个性官员”相对较少。

三是“认真研究,迅速处理”型。经常看到我们的一些官员在应对公共事件、突发紧急事件,特别是恶性的治安、安全、交通、卫生等事件带着命令式的口吻要求相关部门给出合适的处理结果。这种时候,表态者往往具有很强的原则性,态度强硬,立场坚定,时限和措施都相对具体,并可能有创造性的思路和措施,表现出较大的独立思考空间和能力。当然,不可否认,“认真研究,迅速处理”,有时也会成为搪塞民众、虚与委蛇的托辞。

四是“研究协调,妥善处理”型。其特点是有明显的商量口吻,要求涉事部门和人员,根据有关政策法规的精神或国情民性、社会舆论甚至风俗传统,顾全大局,协商解决问题,而不能激化矛盾、制造冲突。这类表态,往往不具备强势的命令色彩,也没有上对下的呵斥姿态,其结果一般都以涉事部门和人员相对收缩自己利益,调抑情绪和要求而告终。

五是“大声嚷嚷,高调宣扬”型。其特点是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和精神,特别是对于上级领导个人的指示,高调表态服从;对于群众的利益和诉求,高调表态解决;对于传媒的报道,高调表态理解和支持。这种类型,既有可能是真正解决问题,也有可能是口惠而实不至,宣传而已。从根本上讲,这种“大声嚷嚷,高调宣扬”型,具有明显的作秀色彩。

“表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原因

就“服从式”而言,除了政治上的考量、要以“政治上保持一致”为表现外,和我们现行干部制度本身有关。“一把手”说了算,强调下级对自己的服从和绝对尊重,是一个重要原因。就“命令式”而言,除了令行禁止的施政要求外,上级对下级的绝对权威,上对下的俯视,也是重要原因。就“商量式”而言,除了民主、协商的温情和友善外,有时不敢负责、不真抓实干,也是重要原因。上述无论哪种类型,都不可简单地、绝对地说是好还是坏。总体上讲,是良莠并存。但就其不良的方面而言,是和我们干部队伍中个别人素质不高以及干部选拔机制存在的弊端有关。温家宝总理说过:我们现在很多问题与干部制度有关。确是一语中的。

官场“表态文化”中的话语模式的形成,除了上述现实的原因外,其实还有历史的原因,亦即有其深厚绵长的文化传统因素。其中,“大一统”、保守持重、不敢出人头地等,是重要原因。

中国素有“大一统”的情结。这个情结,既表现在政治上,也表现在文化上,更表现在官场话语方式上。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后,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家所倡导的“大一统”思想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反映在官场上,便是形成了模式化的官场话语。隋唐科举制度的实行,更是增强了官场话语的模式化和程序化特征。封建社会官员话语模式的总体特征,就是唯上是从,对上唯唯诺诺,对下颐指气使,缺乏个性色彩。对当今的影响,就是我们个别官员重视形式,崇尚整齐划一,唯上是从,话语没有自己的个性色彩,甚至千篇一律,成了新的“党八股”。这大大背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中国传统伦理政治型文化中的保守持重、不敢出人头地、唯恐“招风”的因循守旧思想,也对当今“表态文化”中的官场话语模式有深刻影响。怕人家(主要是上级领导)说自己不稳重,怕承担责任,怕得罪上司,怕枪打出头鸟,这样发展下去,简单化、片面化、极端化的最终结果,就可能削弱党的政治生活的活力,窒息党的文化生命,害莫大焉!

“表态文化”应如何优化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官场,都有其特定的“表态文化”,从而有其特定的话语模式。因此,“表态文化”不必也不可能消解,而只是应当改进,应当提升其品位,改善其素质。换言之,是应当优化“表态文化”,优化这一文化中的话语模式。简要地说,就是要反对新的“党八股”,有序扩大党内民主,改革干部制度(特别是干部选拔模式),培养独立人格,鼓励个性官员,制衡官员权力,提倡勤政反对懒政,进一步清除封建官场文化的余毒,提倡并鼓励“表态文化”的多样化,等等。若能如此,则“表态文化”就会优化,就能成为我们文化建设的积极因素,从而有力地推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李宗桂/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漫画选自《中国廉政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