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改革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按照高标准、严要求也还存在不少可以改进的问题。揭示问题虽然逆耳，但它可以使今后的改革做得更好。三十年改革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改革的全面性不够。即没有在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全面推进政治、社会和文化体制改革。原来的计划体制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等，各种体制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在改革之初，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改革思路：一种是对传统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即苏联东欧采取的、“华盛顿共识”所建议的“休克疗法”；另一种是先对传统体制的“薄弱环节”进行改革，先易后难，双轨过渡，循序渐进，即中国采取的“渐进式增量改革”。现在看来，这两种思路各有利弊。后一种思路一方面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后遗症”，如贫富差距拉大、腐败严重、社会不公、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等。中国的“渐进式增量改革”之所以产生这些“后遗症”，很重要的原因是改革的不全面性，长期过分倚重经济体制改革，忽视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在改革初期不考虑改革的全面性有其合理性，但当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后若再不考虑改革的全面性就成了一个问题。     

    其次，改革的协调性不够。即没有很好地将各种改革协调推进，既表现在没有很好地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和文化改革协调推进，也表现在改革初期没有很好地将经济改革内部的各项改革（如企业改革、价格改革、财税金融改革等）协调推进。之所以没有协调推进各方面的改革，与中国采取“渐进改革”、“增量改革”、“经济优先改革”、“双轨制改革”等改革策略有关。这些改革策略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使中国改革的成本相对降低，改革的稳定性增强，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各项改革的不协调，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改革的协调性不够必然会带来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等方面的不协调。在改革初期采取不协调改革策略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当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后若继续维持改革的不协调性则就成为一个问题。     

    再次，改革的公平性不够。即改革没有将公平与效率很好地结合起来，在很长时期过多地强调了效率，忽视了社会公平。在改革初期，为了打破“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我们采取了“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策略，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这毕竟只是权宜之计，应随着改革局面的打开，尽快走到实现“共同富裕”、平等，强调效率和公平的轨道上来。然而我们没有适时地走到这个轨道上，而是将改革初期的临时策略实施了太长时间，以致形成了较严重的社会不公现象，引起了部分民众的强烈不满。与此同时，由于我们的改革是在尽量不减少既得利益阶层权益的前提下向前推进的，反特权和反垄断不够，更有一些“伪改革者”打着改革的旗号谋取私利，这也导致了部分改革举措的不公平性。    

    最后，改革的前瞻性不够。即一些改革举措过多考虑了眼前的、局部的形势，相对忽视了长远的、全局的形势，过多考虑了既得利益阶层和社会强势群体的权益，相对忽视了新兴阶层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因而较少考虑改革可能带来的“后遗症”和改革的可持续性。经济改革优先、趋易避难、双轨过渡等改革策略虽然有其合理性，但也反映了改革的前瞻性不够。有时，我们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降低改革的成本，过多采取了对部分既得利益阶层进行利益补偿的办法，过多迁就和容忍了部分社会强势群体对国有资产和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侵占和剥夺，没有对那些“伪改革者”打着改革旗号或滥用改革旗号谋取私利的行为保持应有的警惕和控制。这背后反映了我们对未来改革的可持续性重视不够，反映了我们对不合理改革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认识不足，反映了一部分人一直存在着如下天真认识：只要是改革都是对的，都应给予无条件的鼓励和支持。     

    存在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揭示、承认和面对问题。只要我们在充分肯定改革成就的基础上，认真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改革的前景必定是光明的。(李佐军)

如何看待改革进程中的分歧和争论?
激荡改革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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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的起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