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记者 支玲琳

    ●嘉 宾：翟学伟（南京大学社会心理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新闻背景：究竟是一出现代版的“东郭先生与狼”，还是一幕“贼喊追贼”的伪见义勇为闹剧？去年轰动一时的彭宇案，因为两会期间江苏省高院院长公丕祥透露了“和解”信息，而在近日重回公众视线。

    背后的隐情，无从了解。但现在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就是：一位年轻人出于善心扶起了摔倒的老太，结果却被告上法庭。由此也引发一系列的“彭宇案后遗症”：救人先得找证人，就怕惹上无妄之灾；而一个“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两万五；扶不扶，想想彭宇四万五”的顺口溜也在网上流传；一位年轻妈妈更是在网上留言了自己的困惑，以后该怎么教育孩子，究竟还该不该助人为乐？一起简单的民事案件，却引发了公众对社会道德的深深忧思———    

    支玲琳：“彭宇案”发生以后，听说在全国其他地方也出现了一些类似事件。事实上，这样的事件并不新鲜，以前也曾有耳闻。但为何“彭宇案”会激起这么大反响呢？

    翟学伟：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也不是第一次发生。我们学术圈里，现在已经有人就此类案件作专门研究了。虽然研究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据我所知，目前搜集到的个案是相当多的。里面有两种情况值得我们注意，一种是年纪大的老人，自己走路不小心被人碰倒了，最后反而把帮助他（她）的人当成替罪羊；还有一种，是带有犯罪敲诈的意图的。比如，看到车子放慢速度要拐弯的时候，他就故意蹭上去，花招特别多。虽然这两类行为的性质有所不同，但是类似事件在社会上发生多了以后，人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小心。其实这样的事情并不稀奇，只不过“彭宇案”因为有了网络和传媒的参与，影响力散播到了全国而已。

    支玲琳：这是转型期中国的特有现象吗？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事件，肌理相似。比如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孙俪停捐事件、襄樊停捐事件。一桩桩善事，最后却演变异化成了荒谬的恩仇故事。为什么会这样？

    翟学伟：是的，所有对这些现象的考察和追问，都离不开“转型”这样一个时代大背景。所谓转型，是从一个原来比较传统的农业型社会转向一个现代工业型社会。这里面的差别是，在农业社会里的人，一般固守在自己的家庭生活范围里。在他们的一生里，都是在和从小到大认识的人、见过面的熟人打交道。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们对彼此的底细是比较了解的。但在工业社会就大大不同了。工业社会，是一种流动性很高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基本是陌生关系。也许有人会问，改革开放前，中国已经进入工业社会，但为什么那个时候人们对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感受没那么明显呢？这是因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不仅城乡分割，人的社会关系也都是固化的。所以，哪怕在城市，也是和乡镇一样，一个人的底细是很容易被了解和掌握的。所以，我们不能妄下判词，说现在的人就是变坏了、变质了。在我看来，在那个固化的社会，不过是缺乏做坏事的机会，因为你一干坏事，单位就知道了，档案还要留档，你就没法在社会上立足了。所有这些，都在无形中制约一个人的行为。但现在不一样了，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在这个高度流动的社会，要掌握一个人的信息，并以此约束他，那是很难很难的。

    我们现在有一种习惯性思维。一出问题，总是要说到“人心不古”上去，说什么以前中国人讲诚信的，现在人骗人啦；以前中国人待人很诚恳的，现在人很圆滑啦。其实说到底，是因为以前的人们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里，而熟人社会不方便做这样的事情；再加上，几千年前的传统社会，已经有一套适应其自身的道德体系，因此不容易出什么问题。但是今天，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工业社会道德秩序又缺位的情况下，人们对金钱的欲求如此强烈，而人与人之间又以生人关系相处，于是，这种“异化”事件的发生概率也就大大上升了。今天的人也许会发觉，假如还固守在乡村道德观里，那么总会有吃亏上当的事情找上门。

    支玲琳：正如有些学者所言，这是一个断裂的时代。一方面，熟人社会的互助关系瓦解了，另一方面，陌生人社会里的关爱机制，却又没有接上来。我们究竟该怎样对待陌生人，该怎样面对陌生人求救的目光，这的确是需要我们思考的。

    翟学伟：怎样关爱陌生人？这在“左邻右里”、“乡里乡亲”的传统社会是没有的，而进入陌生人社会以后，这个问题也变得愈发突出。我认为，这是转型期中国亟待解决的道德课题。助人为乐，人们都觉得是好事，但究竟应该怎么做呢？我们看到比较多的，是什么地方需要赈灾，单位组织募捐；哪里需要救助，发动职工回家拿衣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样的救助机制，体现了单位的号召动员能力，是高效的；但不可避免地，也湮没了中国人发自内心的对陌生人的善。加上今天这个城市化的社会，并不像以前那样容易召集、号令，所以，我们尤其需要回过头来，去审视、发掘每个个体的道德善意。这是我们亟待补上的一课。

    支玲琳：关爱陌生人，前提是信任。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希望因为“彭宇案”的发生，而导致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发生危机。因为它挑战的，将是社会道德的底线。

    翟学伟：给你一张100元，你都会对着灯光照好长时间；买一条香烟，你也要拿个小电筒对着防伪标识左看右看。一个社会如果每一样东西都值得怀疑的话，其道德状况和信用缺失是令人担忧的。所以，我们要避免挑战社会道德底线事件的一再发生。在这方面，政府要有所作为，并找到与现实对接的教化方式。一味寄希望于民众的道德自我净化，在我看来，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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