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管理体制，如果造成80％的人违法，是不是说明体制本身存在很大问题呢？我国现行的社团管理体制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在此次人大会上提出了对这种体制的质疑：“协会、民间组织过去都是到民政部门进行社团登记，而且，登记还有个条件，就是要有上级主管单位，也就是说必须找个挂靠单位、找个‘婆家’才能登记，政社不分，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职能不明晰，这样就导致社会组织很难发育正常。”以此为由头，3月16日《南方都市报》刊发专家访谈文章指出，现行社团管理体制让八成“草根”组织处于非法状态，而一些“合法社会组织”却变得严重官僚化，形同“二政府”。

    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在法治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推动非政府组织蓬勃、健康发展，实在是一个事关打造有限政府和建设公民社会的大课题。

    在一个和平社会中，公民的民权与政府的公权之间往往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公权长，则民权消；民权进，则公权退。大量民间组织被迫成为“黑组织”，无法在阳光雨露下茁壮成长，是民权不能充分发育生长的表现之一。当民权发育不良，民间的自我管理自我组织能力得不到提高，好的市场经济就难以达成，全能政府又如何真正转变为有限政府呢？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包办一切，也就不存在真正的非政府的社会团体。改革开放后，中国才渐渐有了民间社团生存的空间。1989年国务院颁布第一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管理条例”），其中规定民间组织必须先有一个可以挂靠的主管单位，然后才能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找婆婆”。

    需要挂靠“婆婆”，后果有二：一、“婆婆”不是白当的，当“婆婆”管得太严，民间组织也就缺乏活力，当“媳妇”借“婆婆”的权狐假虎威，非政府组织则带上了官气；二、当你找不到“婆婆”或不愿找“婆婆”时，也就只好非法活动了。

    改革开放后，民间组织的兴起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为这是社会的客观需要。据调查，至2005年年底，全国各类民间组织共计31万多个，比条例出台前增加了几十倍。近年来，这些民间组织在环保、扶贫、救灾、助教、社区建设、保护传统文化等方面为社会作出了贡献，起到了政府无法取代的特殊作用。但这些组织80％没有“婆婆”，不能登记，属于“非法”，或者被迫作为企业进行工商登记。这种状况自然不利于民间组织的发育。

    我们之所以要进行改革开放，之所以要打造有限政府，是因为已经认识到，政府不可能做好所有的事情，公权必须得到节制，形成现代文明的公民社会才是社会长治久安之道。但从现行的民间组织管理体制来看，面对民间力量的生长，管理者的心情其实有点矛盾：一方面意识到需要发展；另一方面又害怕失控。

    有些顾虑可以理解，也不无道理，因为中国社会的确缺乏结社自治的传统，公民社会的很多素养仍有待培养，很多人对不戴“帽子”、没有“婆婆”的组织不敢信任。然而，世界各国民间组织和公民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要管理者放手，民间组织自身的问题可以通过完善法治和民间自身来调整解决。

    管理者放手越早、放得越彻底，民间组织就可能越早学会自己走路，就会走得越来越好、越来越远，最终到达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刘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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