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看到有报道说，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将随物价作一定调整。但这样下来，是不是可能出现“物价上涨—提高工资标准—物价继续上涨”的循环呢？“物价工资联动”是否会形成不良循环？
在上海市第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韩正市长提出，根据目
前物价和社会平均工资增长较快的实际情况，将实行联动调整机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一拟实施的物价工资联动机制，应该说其主要目的在于保障普通工薪阶层的最低生活标准，保护实际劳动报酬不受价格上涨的侵蚀，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选择实施以民生为导向的物价工资联动机制，也符合我国《最低工资规定》中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要求。
至于物价工资联动是否会形成不良循环，回答这一问题需要结合经济运行和地方发展的实际情况，从实施物价工资联动的背景、可能引起“物价—工资”螺旋上升的条件，以及联动机制可能引起的政策影响展开分析。
一般来说，在通货膨胀时期，政府以法规的形式将收入和价格指数联系起来，随价格上涨上调货币收入，这种物价与收入的联动也被称为“收入指数化”。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国所实施的对居民储蓄予以保值补贴的措施，就是一种特殊的收入指数化政策。典型的收入指数化政策是实施工资指数化，即将货币工资与价格水平相挂钩，实现物价工资联动，货币工资随价格上升而增加，从而使货币工资的增长全部或部分地弥补因价格上涨引起的购买力损失。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以及巴西、智利等发展中国家都相继实施过工资指数化政策，使得工资合同中的“生活费用调整”规定得以贯彻，减弱因通货膨胀引起的收入分配扭曲，避免基于通货膨胀预期引起的不确定性，客观上起到了维持长期工资合同的优势与平衡劳资双方之间利益的作用。
物价工资联动是否会形成“物价—工资螺旋上升”的恶性循环，要从通货膨胀的成因着手分析。如果通货膨胀起因于货币量的过度增加，实行工资指数化可以弥补因货币量过多引起的购买力减少，从而至少能够部分地避免通货膨胀引起的收入分配效应。如果通货膨胀是因原料供应紧张、劳动力短缺或生产率下降等供给冲击而引发的，那么随着产出减少和价格上涨，实际工资本应随价格上涨而下降。但此时，工资指数化却会使货币工资随要素价格的上涨而上升，而货币工资的上升反过来又会导致物价水平的进一步上升，结果就会形成“物价—工资”螺旋上升的恶性循环。
当前，一些学者将物价快速上涨归因于食品价格的上涨，认为其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两次食品价格上涨相类似，具有结构性通货膨胀的特征。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国际原料价格上升、农村劳动力转移约束的硬化等成本方面因素推动了价格的快速攀升，并且还将持续提高。但实际上，从2007年的消费价格指数结构来看，扣除食品上涨因素，近70%的通货膨胀率是由货币因素引起。因此，货币量过快增长及流动性管控的漏出，是引起CPI高位运行的主要原因。目前，在美联储连续降息的背景下，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空间正在缩小，利率政策也将趋于谨慎并逐步让位于汇率政策。一旦外贸顺差恢复较高增长，提高准备金率、增发央票以及信贷直接干预，将在控制货币量增长上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如果气候等因素对农业生产影响不大，今年的食品价格将有望回落，那么调控的目标将主要依赖于货币量的调控效果。
此外，与西方国家工会组织在物价工资循环传导中的作用不同，我国工会目前尚不能扮演推动工资率上涨的角色。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化，国有部门的工资已接近市场工资水平，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也将使国有部门缺乏推动工资进一步上涨的积极性。因此，基于宏观经济运行背景和物价工资传导机制等因素，地方政府实施的物价工资联动机制不可能产生物价工资轮番推动的恶性循环。
其实，以最低工资标准为调节目标的物价工资联动机制，在保障低收入阶层劳动收入不受价格冲击的同时，在总量上不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太大的影响。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当最低工资增加的比例超过价格上涨比例时，还将有利于提高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改善收入分配状况。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严格说来，物价工资联动应当是双向的，在经济过热或者通货膨胀时期，货币工资随价格上涨而上调，一旦物价水平回落并稳定下来，货币工资理应随之下调。但通常来说，如果联动机制绑定了最低工资标准，事实上意味着最低工资只能单向上调。另外，工资指数化通常有全部或部分之分，即使高通胀时期，中央政府也很少实行全部指数化，以免扩大外部的价格冲击甚至诱发恶性通胀。具体来说，上海已经公布的工资上调比例已超出了价格上涨的比例，这表明政策调节兼具再分配功能，而不仅仅是一种被动的“适应性”调节。在某种意义上，赋予了决策者更多的政策选择空间。
但是，地方政府实施物价工资联动也可能产生不利影响。名义工资增长大幅度超过通货膨胀率，意味着企业实际经营成本的普遍上升。如果周边地区尚未同步实施类似调整，或者上调幅度较低，商务成本的相对上升将削弱城市的竞争力。比较而言，在地方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通过增发临时补贴等转移支付措施，也可以达到保障低收入居民生活水平不降低的效果。(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公共经济学与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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