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着新书《在“五七干校”的日子》（唐筱菊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出门坐车。北京的司机好侃，一眼瞥见书名，找到了话题：“‘五七干校’是个什么学校？在哪儿呀？”我有些诧异：司机看样子人到中年，怎么会不知道“五七干校”！那是一段令许多亲历者刻骨铭心的历史啊!

    这本书收录了31位亲历者的回忆。“文革”浩劫的第三个年头，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柳河办了个农场，把一批机关干部集中起来劳动，取名“五七干校”。叫这个名，是为了纪念那个著名的“五七指示”。这个“新生事物”被一条“最高指示”推广到了全国，城里的各个单位，都要求在农村建“五七干校”。

    去“五七干校”的大体是两类人：一是“文革”中被揪出来的“走资派”、“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反动文人”，够不上关监狱但又背上了种种“罪名”，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出个大致：萧克、张中行、萧乾、王西彦、于光远、周而复、龚育之、王蒙、李庄、黄胄、舒芜、陈早春、何兹全、方掬芬、新凤霞、邵燕祥……；二是各单位的一般干部、教师、科技人员、编辑记者、医生护士、演员、运动员。

    “五七干校”并非学校而类似农场。既是农场，当然就要干农活。脱土坯、割芦苇、收麦子、插水稻、担粪挑水、打场晒粮、挖土固坝、挑泥筑堤……都是“改造思想”的手段。说是“改造思想”，其实是惩罚。

    比劳动惩罚更难熬的，还是精神折磨。干校里要进行揭发批判。最令人心惊胆战的是抓“五一六分子”，人人过关，个个自危，被逼疯、自尽者都不鲜见。也正是在此时，许多人开始了对“文革”的反思。

    “九一三事件”之后，“五七干校”悄悄降温，人们陆续回城重新工作。正式下令撤消“五七干校”是1979年，那已经是“文革”结束之后的事了。（韩钢 《文汇读书周报》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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