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市的提案现场办理会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突然打断了一位政府官员的发言，告诉他：“这种场合就不要说这些官话了！没有必要！”此前，这位官员讲了大约10分钟，“不见实质性的内容”，听众纷纷嘀咕，黄常委于是当场拍案。

    “官话”本是语言学里的一个概念，以北方方言为代表的普通话以前就叫官话，可能官场上办事交际，向来都使用北方话的缘故吧。云贵川方言今天仍被称作“西南官话”，无所谓褒贬。但黄常委斥责的这种“官话”显然不同，我们都知道它应该是“官场上的话”的简称，就像人们所说的“正龙拍虎”，意指某人或某集团为利益驱动做假被揭穿后还抵死不认一样，“官话”也有它的释义，比如正确的废话等等，总之是一个倾向于贬义的词。说“官话”——以下均用今意，是我们社会的一道流行风景，我们的N多会议冗长乏味，我们的N多文件页码动辄数十，实质上都是“官话”太多作祟的恶果。其实，重庆挨训的这位官员完全是按“惯例”行事，不料此番碰了壁而已，“在黄奇帆说完后停顿了近3秒钟，该负责人才红着脸，匆匆读完了剩下的办理意见”。我想，他自己在私底下一定很不服气，以为自己倒霉甚至很冤枉吧。

    我们什么时候起形成了讲“官话”的坏风气，需待专业人士来考证了。至少60多年前，毛泽东于1942年在延安干部会上有个讲演——《反对党八股》，就厌恶这种现象了。而他那个时候说：“党八股在我们党内已经有了一个长久的历史；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有时竟闹得很严重。”可见历史还要前溯。他所说的党八股，就是今天人们厌恶至极的“官话”。不是吗？毛泽东“以毒攻毒”，给党八股列了“八大罪状”：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对照这八条来看一看，哪一条不是今日“官话”的活写真？

    余生也晚，不知道当年“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之后，取得了何种成效，取得了的话又保持了多长一段时间。并且，连重庆黄常委是不是对“官话”首个拍案拒听，也弄不大清楚。总之，台上的人说着字正腔圆的“官话”，台下的人听着那样的“官话”，尽管可能上面严肃认真地说，下面哈欠连天地听，但环顾人们的态度，对这种讲话的方式好像也都觉得没什么不妥，这是很可怕的。于是，不免给人以错觉：开会就是要讲“官话”，开越大的会就越是要大讲“官话”。这种风气岂不是“祸国殃民”吗？忽然想起，前两年有几个地方整顿会风，对开会时睡觉的干部还作了处理，现在觉得有必要调查一下或者甄别一下，如果是“官话”导致的打呼噜乃至流口水，不妨给人家“平反”，所谓“官(话)逼官睡”，而且，这未尝不是最好的抗拒“官话”的一种表达方式。

    对人们习以为常的坏事情，总需要有人当头棒喝一声。在重庆黄常委拍案之后，有细心的记者发现，接下来单位的发言，将整整5页的有关“高度重视办理工作”、“认真领会提案精神”等“官话”内容全都“跳了过去”，直接切入主题。这就可见，干部们不是不知道不说“官话”，而是像做八股文必须要破题、承题，经过八个必须的步骤一样，认为必须要说；不要他说，他当然就可以不说。这又可见，讲不讲“官话”，根子在“上面”。类似反腐败，“大臣法而后小臣廉，京官贪则外臣无畏”。（潮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