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创刊２０周年纪念暨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１９７８年，中国开始进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在缺乏理论指导的情况下，中国选择了走一步、看一步的模式，也被形象地称为“摸着石头过河”。中国依赖于常识和经验的改革确实“抓住了很多老鼠”。３０年后的今天，中国改革成效卓著，日益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过去３０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超过９．６％的速度增长，经济社会各方面事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这得益于中国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改革道路，并成功实现了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国改革仍然面临着一系列问题，比如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社会保障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领域以及要素市场的改革仍不彻底，居民收入分配和财产分布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城乡差距过大，环境污染严重。此外，近年来流动性过剩问题、资本市场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过度“繁荣”问题、能源和粮食价格上涨引致社会通胀压力骤增问题、内外经济失衡问题等也成为了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２００８年１月８日，由《改革》杂志社发起，在中央财经大学举办了“《改革》创刊２０周年纪念暨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年学术研讨会”。会上诸位专家各抒己见，在充分肯定了中国３０改革开放成就的同时，也深刻剖析了我们改革过程中的教训和不足，据此提出了当前和未来中国深化改革亟待解决的六个问题。

    从公共财政领域寻求渐进式改革的突破口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贾康认为，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走“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道路，有其历史必然性。比如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在分配领域推行“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改革、在分权格局中推行“双轨制”改革等等。但是随着改革的推进，渐进式改革这种“先易后难”式的内在特点就决定了，当前留下的都是一些比较难处理的问题，通俗地讲“剩下的都是难事”。俄罗斯大爆炸式的改革（“休克疗法”），尽管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延缓了经济发展速度，但是近年来已经凸现了制度上的后发优势。相比较而言，中国当前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杨小凯先生曾指出的后发劣势的特点。他引用王绍光教授著作《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中的一些例子，认为未来中国如果能够抓住一个条件，从管理制度领域推广改革，尤其是推进公共财政的民主化、法制化，从公共财政领域寻求渐进式改革的突破口，将非常关键。

　　在农村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领域寻求解决三农问题之道

    长期以来一直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矛盾就是人多地少，而且要素高度分散化，极不利于农业规模化经营。农民的土地本身就有保障的功能，农业和农村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的土地问题。如何从这一基本矛盾出发，寻求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自然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永秀教授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今天看来，它一直没有解决农业生产资源的市场化配置问题，要素没有充分自由地流动。他认为，“三农的关键在农业，农业的关键在就业，就业的关键在产业”，未来解决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企业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以合适的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为引导，实行农业资源在全社会的最优配置。西南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王钊教授也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息息相关，但是他认为中国当前可能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度”的问题，这一点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他说，“正是因为城市无法吸纳这么多的劳动力，所以才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你把农村剩余劳动力都转移出去，减少农民，消灭农民，这是否与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的初衷相悖”；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李萍深刻剖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刘易斯拐点之间的关系，认为未来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必须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如何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向？二是如何调整试图在城市安身立命的劳动者一方向新的劳资关系和劳动合作关系转变？三是如何促使当前的农村劳动人口推进新农村建设？此外，大多数与会专家还认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解决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对于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充分发挥集聚优势而非比较优势，推动改革深化与经济发展

    过去３０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是基于中国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成为“世界工厂”。那么，未来２０年、３０年，中国还要继续发挥这样的比较优势，为外国人打工吗？清华大学教授于永达的回答是“不”。他认为，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和成功企业都不是靠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一般而言，认同通常所说的“比较优势”，也包括“要素禀赋”，主要是从自身所拥有的资源能源角度而言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比较优势理论的鼻祖李嘉图和亚当·斯密都是英国人，但是英国却并不是靠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而是靠集聚优势。相反，中东很多国家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结果发展却不怎样，比较混乱。可见“不在所有，但在所用”。

    基于３０年改革实践，推进理论发展与创新

    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的经验，中国的问题主要还必须靠自己解决。立足中国国情，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是中国过去改革发展的主基调。应该说，过去３０年的改革，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为未来理发展与创新提供了一片沃土。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周立群教授认为，长期以来，在中国发展究竟应该采取何种模式的问题上，学界主要有两派：一个是“趋同学派”，即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为参照系；一个是“经验学派”，即从中国特定制度框架出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从国情出发”，来评判改革的是非优劣。他认为，这两种学派各有利弊，趋同学派对于国情重视不够，而经验学派则很容易将中国特定阶段改革发展的经验固定化，并且理论化。因此，需要有新的理论范式的创新，不仅要有理论创新，还要有方法创新和理论体系创新。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院长李晓西教授也认为，未来的改革过程中需要着力解决好理论的扬弃和创新问题。比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有道理，但是现在听来也很可怕。又比如，马克思当时提出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否需要在规律范围内进行，是否必须用武力解决？不管怎样，要做到为富者仁，穷人要乐。总之，对有些习见的传统理论观点都必须辩证地进行扬弃和创新。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认为，在中国的改革发展实践中，很多明显有违于西方传统经济理论的事情，在中国大地上却真的实现了。他说，“比如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我还是北京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当时邓小平先生说要在２０年内实现ＧＤＰ翻两番。测算了一下，至少需要每年７．２％的增长速度。在中国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那么多，条件还那么落后，我们当时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但现在看来，这个目标不仅提前实现，而且还超越了，邓小平先生的估计还保守了”。他还列举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演化过程说明，随着实践的发展，问题不断出现，新的理论也必将产生。２１世纪，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解释最重要国家的最重大经济现象的经济理论，可能会成为主流理论，有理由期待中国经济理论获得重大的发展与创新。

    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民主与法制的关系

    李晓西教授给中国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归结了八个基本特征。即，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领导：共产党和中央政府；战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步伐：渐进与激进结合而以渐进为主；方式：破旧与立新动态磨合、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同时进行；突破点：改革从农村起步，开放从沿海起步；关键：价格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模式：先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就未来中国深化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言，他认为，需要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民主与法制、文化与宗教的关系。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口头上说，各自分工，各司其职很容易，但在实际工作中，哪个是政府该做的，哪个需要市场解决，却非常复杂”。比如基本功能区的划分问题、减员增效问题、淘汰企业问题，等等，应该多给市场留一点空间。“市场本身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什么盲目的、没有道理的、伤害穷人的，它本身也不是冲动和破坏的力量”。在民主与法制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需要在法制的形成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让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这样，在法律的具体执行过程中，才会阻力小，易于贯彻落实。“人们常说，立法好，执法不好，那么就需要深究，为何执法不好”。

    不失时机地推进身份制度改革

    当前，什么改革最重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研究员认为，两个方面的改革最重要：一个是产权制度改革，这个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而且实际上也在持续推进；第二个就是身份制度改革，而此点很多人仍然重视不够。他说，“仔细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就是身份制度改革”，没有身份制度改革，就没有积极性。他认为，无论是日本的小泉首相，还是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其核心的施政方针都是推行身份制度改革，否则社会会失去积极性，民主会失去活力。“如果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以前，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主要是对物的改革，那么９０代中期以后，主要是对人的改革”。他认为，市场的确需要一定的流动性，当前中国在农村、国有企业等领域，人的身份制度改革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在事业单位、尤其是公务员领域，身份制度改革明显滞后，建议未来中国的身份制度改革在这些领域加强力度。

    ３０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这一切始于改革，也归功于改革；现在面临的一切困难和问题，也必须要靠不断深化的更加透明公正的改革来完成。若要实现中国长期、稳定的和平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绝不能停顿和倒退。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的那样，“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有理由相信，２１世纪的中国，一定是一个在不断深化的全方位改革中发生质变的中国。(林永生 记者:崔克亮)

    不要中断、割裂、颠倒改革     

    2008年将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30年前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写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开启了中国新的航程。如今，中共领导人又明确提出要将改革开放事业“推向前进”，被广泛看做是一种宣誓。

    在历史新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回首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三十年前，风生水起，三十年来，波澜壮阔，虽然远非一帆风顺，但因拨正了航向，中华民族便在短短三十年中快速追上了时代潮流，中国的发展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然而，当我们站上这个镌刻着2008之光辉标志的伟大高度时，我们的心情不是踌躇满志，不是顾盼自雄，我们的忧患意识未尝稍减，而是更加深厚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历史高度固然伟大，但它同时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历史新起点，为山九仞，尚可能功亏一篑之土，何况在我们前面，改革发展的路还很长，还会有很多困难和风险，还会遭遇反复出现的阻力和干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仍然是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无可旁贷之责，我们决不能有丝毫轻忽和懈怠。 >>>点击详细

　　改革开放就是“还人以利益” 

    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七大报告》的核心词。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对这一概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点击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