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月来，劳动经济学专家王一江教授极其忙碌，不仅应邀参加有关新《劳动合同法》的讲座、媒体节目，而且频繁接到一些企业主的咨询。

    近几天的一个来电让他印象深刻，对方是深圳某服装厂的老板。由于新《劳动合同法》有条文，“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准，安排加班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支付加班费”，该服装厂老板依新法行事，作出了厂里员工一律不许加班的规定。而员工的工资是按件计算的，如此一来，收入相应减少，于是员工们集体罢工抗议不许加班的新规定，令这位企业主焦头烂额。

    与之前华为辞职再竞岗、沃尔玛裁员等事件比起来，这起事件听起来似乎不是那么重大，甚至有些令人哭笑不得，然而其中的意味却让人无法忽视。如果说华为等事件传达出的是企业主对新《劳动合同法》的忌惮与规避，那么这一事件则是劳动者起而反对新法规定的劳动定额标准，他们对新法给予的保护并不领情，这一尴尬现象更加发人深省。

    新法所引发的巨大冲击与激烈争议，仍在持续进行。《劳动合同法》的更新，牵一发而动全身，事关企业利益、劳动者利益，事关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不能不慎之又慎。在司法解释与实施细则出台之前，相关的争论仍很有必要深入下去。

    新《劳动合同法》在很多方面都向劳动者提供了倾斜保护，如无固定期限合同、加大工会力量等规定。有鉴于相当长一段时期来，国内劳动力市场存在着诸多问题——如供过于求、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工作条件差、工资水平一直没有提高，乃至黑砖窑的出现等等——立法保护劳动者无疑是合情合理之举。

    但是，保护劳动者是否应成为劳动立法的宗旨？是保护已就业的劳动者重要，还是保障经济发展、充分就业更重要？以立法形式提高劳动者的地位与保障，是否就能达到相应的客观效果？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根本举措是什么？——针对这些问题，众说纷纭，从无笃论。

    有鉴于此，王一江立足于国际视野，比较各国在劳动立法上的成败经验，指出其中一些普遍规律和经验。“其中最大的一个经验（也可以说是教训），就是凡是有过多的立法来干预劳动力市场的国家，比如德国、印度，尽管立法者的初衷都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福利，最后都事与愿违，出现了长期持续失业和劳动者福利下降的情况，国民经济长期不景气”。

    另一条基本道理是，“如果一个社会大量劳工都是在比较低工资的条件下工作，这说明社会经济是相当不发达的，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是提高经济效率，促使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市场上其他产品的价格是一样的，本质上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一个蓬勃发展的经济，形成对劳动力的旺盛需求，工资就会节节上升。一个落后的经济，就业机会非常稀有，劳动供给大量过剩，工资水平就会非常低，无论政府做什么，工资水平都高不了。”

    劳动合同法的司法解释、实施细尚未出来，执行到什么程度还不清楚。王一江希望，“能解释得宽松一点，能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刘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