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立场 作者文集

    “工资应该涨，也有空间涨，涨了也会好。”一句简单的话，激起在场上千人的掌声。这是日前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中国人力资源管理新年报告会”上的一个场景。在《劳动合同法》实施的第一年，呼吁加快工资增长的声音，正在从各方逐渐汇聚。自去年开始的通胀压力，也在逼迫政府部门加快工资改革的步伐。（1月7日《第一财经日报》）

    工资是劳动者劳动量的表现，是劳动者收入中最基础和最主要的部分，也是企业人工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企业对劳动成果分配的主要形式；工资还是国民收入分配和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工资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财政收支的变化，从而影响到财政政策的变化。因此，工资水平对国民经济的运行具有重要意义，适度的工资水平能够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行。前不久发布的《2007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蓝皮书显示，2007年，中国企业盈利水平明显提高，中国企业利润总额已经进入快速增长的阶段。但蓝皮书同时指出，企业利润的增长一部分原因来自成本超常压缩，其中，劳动者报酬的减少是重要方面。此外，“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也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由于最低的“血汗钱”得不到制度上的保障，“民工荒”近年来在各地此起彼伏。有学者指出，“刘易斯拐点”已提早降临我国，以劳动力密集、低劳动成本为基础的传统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模式即将终结。过大的收入差距，导致低端市场、低端人群购买力不足，消费不足。显而易见，一个工资节省的经济，对中国并不有利。

    低工资水平直接限制了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与消费能力，导致消费需求总量不大。在低工资水平下，由于消费需求的不足，使得投资的高增长成为必要的手段，以促进经济的增长。这种增长是一种外延式的增长，必然带来资本收益率和实际工资水平下降的恶性循环。收入功能分配的扭曲又直接导致收入规模分配差别的扩大。工资水平高低是影响收入分配公平度的主要变量，工资低意味着收入大部分转化为利润，使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近些年来我国社会分配不公现象非常明显，调查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8，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区间。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中国: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认为，今后中国将面临收入差距扩大的严峻挑战。收入差距如此迅速、大幅度的拉大，原因是多方面的，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中存在不公平因素，初次分配中公平的残缺也不可忽视。

    要遏制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关键在于大力改善初次分配中的公平状况。只有将“分配不公”的问题解决好了，将初次分配的秩序规范化了，分配层面的各种调节手段才能乘势而上，“差距过大”的状况也才有可能切实得以缓解。事实上，分配法则的公平比分配结果的公平显得更为重要。分配法则不公平，分配结果公平便无从得到保障，两极分化势难避免，而收入分配公平也只能成为空谈。十七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报告强调在初次分配中体现公平，遏制贫富差距，意味着老百姓不仅能从再分配中得到好处，初次分配中的权利也得到了保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最低工资制度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最有效、最具有强制性的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方法。而今呼吁加快工资增长的声音，正在从各方逐渐汇聚，无疑会有助于相关问题的解决。笔者以为，政府可以通过调节全社会劳动力供求关系，通过制定企业工资增长指导线，引导企业适度增加工资，以达到加速发展经济、稳定并适当抑制物价，实现充分就业等宏观经济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