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是解放战争后期中央工委、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是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战争年代，这里曾留下无数革命先辈们的足迹，建国后这里又成为续写他们生命华章的课堂。作为解放战争中解放军重要将领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的粟裕虽戎马一生，生命的大部分时光挥洒疆场，西柏坡时期在他的人生长河不过是白驹过隙，但他也和许许多多与西柏坡有缘的革命先辈一样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他生命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一生中曾两次牵手西柏坡。值此粟裕将军诞辰100周年之际，撰文以志纪念。
粟裕一上西柏坡，商量陈粟兵团的行动问题
1948年，从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始，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陆续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军队被迫由“重点进攻”转为“全面防御”，又由“全面防御”转为“分区防御”，主战场则由山东移到了中原地区。中原战场的胜负，成为交战双方战略指导上关注的焦点。
为了发展战略进攻、改变中原战局，中央军委作出了分兵南进的战略决策，但身处战争第一线并且时刻关注战争全局的粟裕，却有着与中央军委截然相反的战略构想。在战略转折的关键时刻，在涉及战争全局的战略决策上，粟裕经过深思熟虑，抱着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他分别于1948年1月22日、1月31日、4月18日三次“斗胆”向中央军委直陈自己的建议，前两次经过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研究，仍保持中央既定政策。
粟裕的第三次建议，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48年3月10日，毛泽东在陕北发电报给在西柏坡的刘少奇，通知中共中央将于3月20日东移，并在到达西柏坡后“拟约粟裕一商行动计划”。接到粟裕4月18日的电报，毛泽东在4月21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电报，请他们到中央工委开会，“商量行动问题”。4月25日，毛泽东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致电在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提议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议题之一就是“陈粟兵团的行动问题”。
陈毅、粟裕接到中央军委来电的时候，华野前委扩大会议正进入总结阶段。他们抓紧时间作完总结报告，就于4月25日黄昏从野战军指挥机关濮阳出发，昼夜兼程，于4月29日赶到西柏坡。由于毛泽东没来到西柏坡，第二天陈毅、粟裕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一起到达阜平县城南庄。
粟裕到毛泽东住地报到。据当时在场的警卫人员李银桥、阎长林回忆，毛泽东一改会见党内同志从不迎出门外的习惯，大步走到门外，同粟裕长时间握手，二人互相热烈地问候。
“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欢迎你，粟裕同志！”毛泽东激动地说，“十七年了啊，有十七年没见面了吧？”
粟裕说：“是的，十七年不见了，主席。主席好吧？”
17年前，粟裕只有二十三四岁，先后担任红十二军六十四师师长、红四军参谋长，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参加三次反“围剿”，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17年以后，这位当年的“青年战术家”已经成长为担负战略区指挥重任的战略家，在解放战争中打了许多令敌人闻名丧胆的大歼灭战。抚今忆昔，两人都很激动。
毛泽东说：“你们打了那么多漂亮的大胜仗，我们很高兴啊！你们辛苦了。这次要好好听听你的意见哩。”
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于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在城南庄举行。参加会议的，除了时称“五大书记”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以外，还有陈毅、粟裕、彭真、薄一波、聂荣臻、李先念等人。这是“五大书记”会合后第一次全体会议，也是部署夺取全国胜利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陈粟兵团的行动问题”原来列为会议的第六个议题，实际上是首先讨论的。
在会上，粟裕着重汇报了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的方案，并详细说明了提出这个方案的依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听了粟裕的汇报，当即研究决定，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同意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留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构成了以后淮海战役设想的最初蓝图”。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于5月7日结束。中共中央同时采取了一项重要组织措施，就是决定调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到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工作。粟裕回忆当时的心情说：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采纳了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的建议，陈毅同志又暂时离开华野。我深感自己肩上担子沉重，觉得这次是向中央立了军令状，一定要把仗打好，用战场上的胜利来回答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殷切期望。同时通过实践来检验自己的战略构想，证明在中原黄淮地区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是切实可行的。
陈毅和粟裕于5月8日离开城南庄到达石家庄。应陈、粟的要求，5月中旬，朱德总司令同他们一起亲临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和部队驻地濮阳，动员华野部队完成新的作战任务。
接下来，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取得了豫东等战役的伟大胜利，完全扭转了中原战局，为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并且粟裕的战略决策的正确性也再一次在实践中得到印证。
粟裕二上西柏坡，指导西柏坡的工作
以后，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和建国后繁忙的工作，粟裕一直没时间光临西柏坡，直到1977年9月26日，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大将军衔的粟裕同志偕夫人楚青才再一次来到阔别30年的西柏坡，看着物是人非的“司令部”，粟裕感慨万千。
他参观了刚开放不久的西柏坡陈列馆和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据当时任西柏坡纪念馆馆长的白占基同志回忆：在参观过程中，粟裕同志思潮澎湃，激动不已，对我们的展览和工作提出了保贵的指导性的意见。
粟裕首先肯定了西柏坡的搬迁工作。他说：平山是个老区，对国家对人民贡献很大。1958年修建岗南水库、黄壁庄水库，淹没了好土地和几千户人家。这种牺牲局部、照顾全局的精神值得学习。
接着，他在西柏坡的沙盘模型前向人们讲述了有关淮海战役的运筹和决策过程，他告诉随行人员，革命胜利来之不易，要倍加珍惜。
在三大战役展室，他谈到了三大战役的有关情况。他说，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等在这里指挥了好多战役，不光是三大战役。为什么能搞三大战役呢？这里有个前提：1948年6月27日至7月6日，在河南睢县、杞县地区，由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一部进行了睢杞战役，历时9天，战役结束，俘虏敌人3万余人，毙伤2万4千余人。这次战役虽时间较短，但它使我军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是爬坡，而改为居高临下了。粟裕同志说这话时，声情并茂，伸出紧握着的拳头比划示意着。他继续说，这一战役的胜利对全军指战员与战士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还有济南战役，我认为这两个战役是开展三大战役的前提。
到中央机关小学参观时，粟裕同志讲到，1948年4月下旬，我与陈老总（陈毅）来这里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晚上就住在小学里，陈总住里边，我住外边为陈总站岗，因主席未到西柏坡，后来我们又赶到阜平城南庄。原计划让我渡江到南方作战，当时我提出了个人的意见请示中央、毛主席决策，最后中央采纳了我的意见。“党中央领导同志这种处处从实际情况出发，十分重视前线指挥员意见的领导作风，使我深受教育和感动。”
在中央军委作战室里，白占基请示要粟裕同志帮助解决作战室墙上挂的大挂图和三大战役时用过的电话机及其它实物或照片。粟裕爽快地答应了。他说：能解决的解决，不能解决的，我们可当“通讯员”。
粟裕同志参观完之后，又邀老馆长白占基随他到平山县招待所。午饭过后，在一个小会议室里两人又进行了一次交流。
粟裕态度诚恳地说，新的意见没有什么了。只是我看了展览后感觉有的照片陈列大小尺寸不太合适。比如二中全会中康生的照片大于周恩来副主席的照片，这样不妥，等等。接着粟裕又重复了三点：一是睢杞战役，二是济南战役，三是三大战役的胜利，这三条一定要向观众讲清楚。睢杞战役和济南战役的伟大胜利，在战略上具有伟大意义，它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缩短了战争的进程，拉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他边说边攥着拳头示意，一如前边所述。
同年10月14日，经与粟院长的秘书联系，老馆长白占基赶到军事科学院，因粟裕临时有急事未予接见，这次白占基从秘书那里取回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概况”和“中国现代史资料”的复印件，大大(充实了展览内容。
军事挂图等问题也很快得到解决，1978年9月2日，接到石家庄地委宣传部通知，老馆长白占基于9月5日来到总参测绘局取到了地图。图表上写了“国防部测量局中华民国三十二年编绘三十七年五月制印”字样，地图共印了六套，每套为57张。10月13日，西柏坡纪念馆经请示地委宣传部准予将此图挂出。于是，老馆长又请到了当年军委作战室作战参谋刘长明同志到馆为挂图标图。刘长明说：当时仗打到哪里，图就挂到哪里，现在如要全部显示战争场面，那就需要根据墙面而定。经我们分析研究后确定：作战室墙上挂35张组成长方形地图，用锈花针与蓝、红毛线从地图上标知敌我态势，用大头针作旗杆，上挂蓝、红旗表示敌我领导单位，地点与兵力，标好后，将此图命名为“党中央、毛主席在西柏坡期间所进行的重大战役和解放区的发展形势图”。时间是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1983年11月11日地图标好后正式与观众见面。
后来西柏坡纪念馆还根据粟裕同志的建议对展览进行了内容和形式上的改陈，使展览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王彦红 王慧丽 原题:粟裕两上西柏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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