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杨宜勇说，我国行业间工资水平差距已超过４．８８倍，并呈现出进一步拉大的趋势，而国际上公认的合理水平在３倍左右。（《人民日报》１２月１０日）

    垄断行业收入畸高是导致行业间收入过大的主要原因，也是引起社会非议最大的诱因。可以说，垄断行业高收入、高福利现象早已引起公众不满。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２—３倍，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５—１０倍之间。

    垄断行业高收入、高福利现象源于垄断利益部门化。垄断行业占有了全民资源，却只向国家交纳所得税，剩下的利润全都留给企业，高工资高福利成为这类企业的典型特征，进而导致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而其产生的后果是可怕的。在自利动机下，垄断部门寻求本部门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全社会财富或人民福利最大化，借助政治资源并以国家的名义来进行经济资源的瓜分和占有，成为分利集团，排斥其他利益集团参与竞争，妨碍要素自由流动，强化其垄断地位，还有可能凭借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制造所谓的政府失效。

    垄断利益部门化实质是一种寻租。由于既得利益具有刚性，其绝对利益必须增加不能减少，相对利益的份额必须上升不能下降，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持自己的垄断地位和经营上的特权，不断游说或论证本部门只能由国有企业特许经营，防止非国有企业的进入，并通过各种方式维持自己的垄断地位。这实际上是一个寻租过程。通过寻租，利益集团能够和政府中的某些官员形成联盟，结果是行政垄断孕育着经济和政治的双重腐败。

    但在垄断行业高福利高收入情况下，我们还处于残酷的“生存工资”阶段，大多数普通公众正在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担忧，各个阶层普遍存在焦虑情绪。也就是说，普通公众的工资只能保持在维持其生存、糊口的水平上。有数字为证，我国工资总额占ＧＤＰ的比重一直在下降。１９８０年、１９９０年和２０００年分别为１７％、１６％和１２％。与之相对的一个可比数据，美国的工资总额占ＧＤＰ的比重，近年来一直稳定在５０％左右。这是一种尴尬的对比。

    而在这种刺目的对比中，我们还发现，本应由全社会合理分摊的改革成本，过多地由弱势群体承担；本应由全社会合理分享的经济成果，过多地被垄断集团、既得利益集团瓜分。

    本该属于国家的垄断利益，被转化成垄断部门的利益，进而转化成为企业和部门个人的利益，合理吗？能否调整巨额垄断收益被部门化的现象呢？以德国为例可以得到启示。我国电力工业投资目前占社会总投资的６％－１５％，但是每年仅向国家上缴利润７０多亿元；而通讯业，以电信业无线频道的占用为例，德国仅拍卖第３代移动通讯所需频谱，政府就获得了４５０多亿美元的收益，这些频道收益在我国是被中国电信无偿占用的。

    新制度学派认为，制度演进的方向与一个社会中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相关。学者诺斯说，“如果说制度是游戏规则，那么利益集团是玩家”。种种迹象表明，必须警惕利益集团成为游戏规则的玩家，必须改变巨额垄断收益部门化的现状！(朱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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