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一以贯之地坚持新时期以来的正确方向和道路，全面规划部署了历史新起点上的中国发展大局，目标、任务、要求都提得十分明确，深得党心民心。接下来，关键是落实。而所谓落实，关键又是在体制上、政策上、措施上落实。

    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重大任务来说，尤其是这样。

    十七大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长期以来的要求修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是引人注目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增长不等于发展，在发展中国家争取现代化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增长与发展的主要区别在于，增长一般是数量、规模上的扩张，而发展则突出表现为在增长中不断实现的结构变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强调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的粗放方式转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升和企业家创新活动的集约方式，这便是着眼于发展的，因为由此将带来成本结构、生产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与同样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收入结构、消费结构的变化相互作用，便带来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促成整个经济结构的变革。这个过程，就是经济作为一个有机体而成长、发展的过程。

    从转变增长方式到转变发展方式，包含这样的内容，但不止于这个意义。它立足于基本国情和发展新阶段的特征，并着眼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来谋划又好又快的发展，是以更高的立意和更开阔的视野，更加突出地强调从方式上解决增长与发展乃至全面发展相统一的问题。如上所述，发展的概念是关于结构变革的概念，而所谓全面，也正是就整体的结构状况而言的。这样来看，转变发展方式所要解决的问题，在需求结构上，要通过扩大内需来调整出口、投资与消费需求的结构，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收入结构（居民、企业、政府的收入份额）的调整，其中一个重点是财税收支结构的调整；在成本结构上，通过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的转变，通过外部成本的内部化，降低资源、环境、生态方面的代价；在产业结构上，以比较优势与技术进步为基础，实现三次产业的结构合理化，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地区经济结构上，也要以比较优势为基础，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既要注重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更要着眼于国家整体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来达成区域经济的合理布局；在城乡结构上，遵循工业化发展规律，与城市化进程相适应地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按照有利于在规模经济意义上充分发挥城市功能的要求推进城市化或城镇化。

    强调转变发展方式，更深刻地提出了转变增长方式的意义和重要性。提出转变增长方式的任务已经许多年，为什么一直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呢？这与政府主导经济增长或发展的方式有最主要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主导发展，厥功甚伟，功不可没。在以制造业为主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化阶段，特别是在体制转轨的初始阶段，政府主导即主要由政府配置资源还是一个自然的选择，也很有效（这与计划经济体制在其初期有速效于某些部门的增长有点类似）。但在工业化和体制转轨的这两个阶段特征发生变化以后，随着技术进步特别是信息产业革命带来的深刻影响，随着市场关系在深度和广度上的不断发展，随着创新（不只是技术创新，而是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越来越成为决定整体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主要由政府配置资源的行政主导方式，由于其自身固有的特点和局限性，便越来越不能适应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如果以缺乏创新而主要拼资源消耗的粗放增长作为旧增长方式的典型特征，那么，这种增长方式是天然地与行政主导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依人们的认识、觉悟为转移。行政主导方式一天不转变，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改革目标一天不实现，这种旧的增长方式就一天不能根本转变。

    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实质是改革政府主导经济增长方式亦即转变政府职能的问题。若干年来，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目标的政府改革一直在艰难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也在深化，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的解释。但任重道远，改革尚未成功，且受到一些部门、地方、行业垄断的特殊利益和在市场经济、政府与市场关系等问题上不时泛起的旧意识形态观念交织在一起而形成的阻碍和干扰，这又对中国发展在其新阶段上凸显出来的诸多问题和矛盾提供了基本的解释。现在，十七大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更进一步的提法来强调解决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矛盾的重要性、紧迫性，深切体认这一点，就要更加明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在政府改革。说它是根本也好，核心也好，关键也好，无论用哪个词都一样，都是为了说明政府改革对转变发展方式的决定意义。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就是这个第一要务之急务，第一要义之大义。抓这个要务中的急务，要义中的大义，要从改革政府行政主导发展的方式入手，牢牢把握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从制度上更充分地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并与之相适应地从制度上定位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职能、责任和作用方式。真正落实这个任务，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就在其中了。(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