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改进性的建设性批评；一种是用某些理想化的模式来抱怨社会，即理想化的批评。我提倡建设性批评    

    中国历来就有批评社会的传统。批评社会有两种，一种就是说社会表现很不好，比如说皇帝搞暴政，很残酷。另外一种批评是用自己的理想来批评社会。比如说我的理想是大家应该很自由，现在太不自由了，所以我来批评社会。我认为这两种批评是不一样的，一种批评是对现实改进的一种呼吁，比如批评你本来可以做得更好的你没做好，甚至说很不好。另一种批评是我有一个理想，然后比照一下，社会离那个还很远，就老是抱怨社会，老骂社会。这两种批评。一种是改进性的批评，一种是理想化的批评。我认为这个理想化的批评不好。

    那么在所有的社会批判当中，我认为法家做得最好，法家的很多思想都是建设性的，没有纯粹批评性的。所以法家要变革，变革就是要用新的准则来替代旧的准则。法家在历史上是一个积极的建设派，但是法家的下场都不好，因为变革要得罪很多人。法家的核心价值就是以力服人，跟儒家不一样，儒家是讲以德服人，用文化来改造社会。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法家认为，用道德来服人，没人服，最好就是富国强兵，用利器来服人，谁也不敢不服。

    在中国古代有两种道，叫做霸道和王道。所谓王道就是儒家讲的以德服人的道，所谓霸道就是法家讲的以力服人的道。法家讲以力服人，不是鼓吹一定要用暴力，而是说我要很强大。再就是说，主要建立一个标准，就是叫法。这个法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刑法，一部分是社会政策。这个法要有统一的标准，谁也不能例外。

    这里面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说这个法对所有的人都适应，第二个概念就是说法家的激励标准非常重，不光是奖励很重，惩罚也很重。为什么很重，他有两个道理，他认为只有大的激励才能够有效。比如法家说，你要是攻入这个城墙的话，谁先攻入，拿到什么东西就先给他，那么大家都去攻这个城墙。如果说攻下城墙的话，我给你一斗米，那谁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攻城墙？所以，法家认为，要激励的话，力度一定要很大，要惩罚的话力度也要很大。比如说我把他逮到了，要重重罚他，大家都看到他痛苦，下一次再不会犯罪了。这个就是法家用刑来止刑，是尽可能让大家不敢去犯罪。这是法家设定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其实我觉得法家对我们今天还是要借鉴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谁要是造假，就是一赔三。但他要是没被逮到的话，利润就是几千倍，几万倍，那谁都想去造假。说实在的，如果我去做生意的话，我也去来一个一赔三，那我收入的概率远远比赔的概率要高得多。但是在美国，如果这个造假是故意的，那是要有一个追加，叫做惩罚性的赔款，你有多少收入，统统让你吐出来，不会仅让你一赔三。新加坡也是这样。我认为世界上法制化的国家，都带有法家的色彩。

    法家也很讲究官员的道德，讲究考核。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了考核标准循名责实的。我们现在在新出土的文物当中，就发现了里面还有秦国官员的道德守则这样一个东西。秦国的官员是比较清廉的，因为犯罪的话判刑判得比较重，所以官员不敢轻易贪污。

    法家批评儒家讲的东西，认为儒家讲仁政很感人，但要发挥榜样的作用却有限。他说孔子这一辈子是最会搞教育的，他才感化了多少个人？72个贤人。如果你要治国的话，一辈子感化72个贤人，这个国家早就灭亡了。法家说不能用道德来治国，就只能用一纸文书下去，所有的行政系统推进，那效果是很好的。所以法家跟儒家好多东西是不同的。

    我们知道法家讲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就是用法，法就是礼。儒家认为这两个我们都要照顾，既要讲法，又要讲礼。我给大家出一道题，假如您是位国王，国王的父亲杀了人，你这个国王打算怎么做？孟子回答说，那我当然要保护我父亲。保父亲自然跟社会正义发生冲突，那我是这个君主，又要保障这个社会正义，所以孟子说，那我第一步，先辞去这个国王，那我就不用去主持这个社会正义了，第二步，我背着父亲跑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去，他认为就解决问题了。大家有没有发现，看起来解决问题，实际上没解决。因为他父亲还是没有偿命。从社会正义的角度上说，他应该偿命，所以儒家永远在这两个东西之间没有办法摆平。我们过去一直讲合情合理，其实法家早就看到了儒家是双重标准，所以他就告诉君主，你不要让儒家孝的观念流行起来，流行起来的话每个人都先顾自己的家，你这个君主就没有人替你出力。所以，中国历史上一直有一个想法，要做到合情合理，做到统一。我觉得这叫“和稀泥”的统一，如果能够合情合理的话，咱们就不用谈了。(陈少峰/系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中共北京市委讲师团“宣讲家”网站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