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眼”原本是为规范交通行为设立的，但哈尔滨市部分司机最近在检车时意外发现，车辆被“电子眼”拍摄到多次违章，而罚单却迟到长达七八个月，导致其不但蒙受经济损失，还被迫参加“扣照学习”。这难免使人产生交管部门为罚款而执法的疑虑。

    有关法规对交通违法的行政执法有明确规定。《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如其不在场，应在七日内依照有关规定将决定书送达。但哈市交警支队的解释是：他们只管处罚认定，不负责告知。比照上述规定，可知“只处罚不告知”违反了行政处罚程序，是违法行政行为。显然，其解释首先从法理上就无法通过。

    交管方还认为，车主登记信息不准确导致罚单不能及时送达。目前，交通违法有广播、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网络等告知或查询方式，但按规定，罚单应以口头或书面形式送达，上述方式仅作为辅助性手段，不能代替正式通知；且履行告知义务的成本，是政府部门理当承担的必要行政成本。但即便以辅助方式操作，事实上想查询准确的交通违法信息，也要交纳每年24元的会员费；通过“交警信使”查询，还要支付每条1元的短信费或每月5元的包月费。这实际上是交管方将其履行告知义务的成本转嫁到了司机身上，严格说也是不合法的。

    究其原因，主要是执法管理者服务理念的缺失。长期以来，管理部门手握大权位高临下，以“管”者自居，能者多“捞”，较少意识到其职责本质上是为广大群众服务。此类事例非交管一家，笔者与非公企业接触较多，也经常听闻关于政府部门办事程序繁琐，缺少人情味，动辄乱收费之事。

    事实上，管理部门更是服务部门，如果服务型政府也“钱”字当道，那“不告知”的可能后果是，司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或侥幸心理的驱使下继续违法，或因被剥夺获取救济权利而引发怨情。两年多前，北京司机杜宝良在同一地点违章105次被罚超过万元，其状告交管部门引起中央领导关注，这一“前科”不应被政府部门放在后脑勺。（田锦凡 王松）

有多少官员敢保证“我没有以权谋私”？
让权力在媒体镜头下无所遁形
部门利益何以能左右环评立法进程
一场政治仪式意义上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