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政治体制和民主模式都是长期演化的产物，其中的复杂性、艰难性甚至残酷性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因此，比较民主政治的制度变迁的过程，比单纯地比较民主的模式更能说明问题，“过程”才更反映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国情，任何国家、尤其是一个大国，很难在舍弃“过程”的情况下而直达一个所谓理想的终极化的“模式”。

    “过程”的比较告诉我们，“模式”是终端化的东西，但是都是通过各种不同的“过程”而达到的。国家成长有自己的逻辑，有共性，也有由文化所导致的特殊性。因此，国家成长“过程”中可以学习和借鉴，但是不可以模仿。不是不能模仿，而是难以模仿，尽管有的“过程”充满痛苦。在“过程”难以模仿的前提下，空谈所谓的“好的模式”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否认人家好的东西，甚至是好的民主模式，但是好的民主模式都是经过长期的制度演化而来的。

    正是因为“过程”不可以模仿，“过程”具有独特性，也正是在“过程”意义上谈民主，我们才说“中国式民主”是可能的。在中国，民主依然是一种发展中的政治，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应该承认，民主成长虽然艰难，但是“成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第一，民主观念的形成。上到国家领导人下到普通百姓，形成了关于民主的政治共识，那就是中国需要民主，民主和自由是普世价值。这种共识性观念对于建设民主政治是很重要的，观念能够改变世界。

    第二，民主形式的生长。除了我们熟悉的村民自治式的选举民主、温岭恳谈会式的协商民主、新兴社会组织所创造的参与民主，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民主平台。应该承认，所有上述的民主形式都是不完善的，有的甚至会被滥用，比如不正当势力对村民选举的操纵，但是它们已经是我国政治过程中的新生事物，一旦产生就不可能消失。

    第三，民主的制度环境。民主与自由密不可分，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为人们提供了空前的自由空间。这是每个人感同身受的变化。过去离开单位就没法存活，今天呢？你可以去经商，可以当独立撰稿人，甚至可以去流浪，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有自由不一定有民主，但是没有自由就什么也没有。

    第四，民主是一种权力结构，而这种结构是由多层次的制度安排构成的。民主政治不仅有选举，还有其他的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很多人只把民主当作选举。选举是一种体现多数人意志的制度安排，而如果按多数人意志所产生的权力没有相应的制度支撑和制约，就可能是民粹主义的政治，这样的政治更可怕。多数人的意志有可能转化为多数人暴政，而多数人暴政的危害性一点也不比少数人暴政少，甚至更难以纠错，因为多数人暴政似乎享有民意基础，即所谓的“合法性”。因此，民主是重要的，民主选举也是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与民主有密切关系的“共和”。共和不但是民主的制度基础，同时还有约束民主被滥用的潜在含义。我们过多地强调“民主”而忽视了“共和”。“共和”的原意是民众之国。在古代“共和”中，可以实行直接民主；在现代“共和”中，只能实行代议制或代表制，即国民的代表代替国家的主人行使权力，因为现代政治规模使直接民主变得不可能。也就是说，“共和”的核心就是建设支撑和制约民主权利的一系列均衡性制度安排，比如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在这个意义上，伴随着改革开放而进行的制度创新和国家制度建设就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个国家实现民主的过程都是独特的，民主化过程是不可复制的。在“过程”意义上，“中国式民主”正在成长，表现在作为民主的制度环境的自由空间的拓展、民主观念的达成、民主形式的生长以及支撑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的成长。民主模式的形成尽管很艰难、很漫长，但是谁又能否认在过去几十年里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就？当大家在网上自由地谈论中国的民主时，难道不正是享受作为民主环境的自由的好处吗？难道不是在行使民主政治下的公民权利吗？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民主政治已经完善了，其实当把我们民主当作“过程”来谈的时候，本身就表明我们没有否认和回避“过程”中的问题。（杨光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