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五四”和“延安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无法替代的，是探究中国现代社会和文化所不能绕开的，现代社会在此初具雏形，现代文化也在此萌芽抽节。但在大众的眼里，延安最值得称道的，显然不是物质生活的粗略、温饱与安定，而是革命真理，是担当天下，是砸碎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理想、豪情和愿望，历来关注的都是其作为“革命圣地”的一面。然而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延安也形成了特殊的社会体系，既是社会，则必有其“生活化”的另一面，它和红色激情宛如杠杆的两端，共同保持着现实世界的平衡。朱鸿召的《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就是关注那常常被大伙忽视了的衣食住行一端，仔细回顾了1937年至1947年间延安民众的日常生活，挖掘出了许多新鲜、有趣的史料。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朱鸿召/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

    从“延安日常生活”这六个字，我就发现作者在其研究领域上的勃勃野心，全书从饮食、人文、男女、风物四处着眼，写出了延安的物质供应、人的心理状态、情感世界，以及人与环境的博弈。《延安生活指数》是书中的第一篇文章，它最具代表性。因为缺少条件，沙漏、日晷甚至焚香等计时方式，和少量的手表形成了有趣的共存，在其背后呈现的是延安独特的时间观念；来自私人笔记的资料记录了冬夏不同的饮食供应，而由日本俘虏组成的日本工农学校每天变换的食谱里，出现了色拉和疙瘩汤这样奇妙的组合；国内局势的变化，在延安历年的物价记录中也强烈体现着，边币和法币的兑换比例、八路军连长的津贴、报纸的稿酬，也随之相应变化。

    当我读到这些细微之处时，能隐隐感觉到当时那个社会的某种“不完整”与“不完善”。而将之处于整个中国的大背景下，会发现在现实条件的扼制之中，它反而拥有了“背水一战式”的活力，这活力甚至是当今时代所不具备的。它和简陋的条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虽然不像在战火中那样壮怀激烈，但确实如同《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样，在入微的生活中渗透了一种不可动摇的理念与精神。

    大生产运动是延安生产自救的一个伟大创举，改造“二流子”运动自然又是大生产运动中一个非常有趣的分枝。朱鸿召详细研究了当时延安改造“二流子”的动机、步骤与成果，并发现它符合一切运动的基本操作形式。作者敏锐地从大量素材中抓取最能表现改造“二流子”的诸多细节，然后用特写式的笔法勾勒出来，只需短短几句，便画面感十足。在细节的穿插点染中，可以不按一语，而境界全出。加之时间不断地在过去与现在之间闪回对照，其中包含的情感却愈显得炽热。这不仅增添了阅读的乐趣和快感，也让大伙看到，通过改造“二流子”之后，延安的生产道德风气得到了空前的净化，提高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

    此外，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我还发现作者记录了许多边缘化的人和事，如延安医生“告御状”、一度时兴的交际舞等等，都是颇吸引人的有趣话题。作者聚焦在这些活泼泼的历史碎片上，强调了普通当事人的分量，记叙他们的经历，呈现他们关于延安生活的一手材料，并进行个性化的精彩剖析；就连土狼、虱子这些自然动物都充当了再现历史真相的佐证和道具，前者是“侵略者”的化身，后者却被推崇为“抗战虫”，既有趣、又感性。在作者的笔下，小心翼翼地打捞和护持延安日常生活的零散与片断，借以灌溉我们这个时代并不丰盛的精神家园，让这段历史变得鲜活而生动、丰满而厚重。

    时间可以消灭一切，但是不能消灭记忆。记忆是历史的唯一保证，这也正是《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价值之所在：它把边区生活的衣食住行与民众真诚朴素的情感融为一体，在另一个时间里勾起、记忆、凭吊和讲述，让历史的解释变得灿烂多样。如果不考虑局势因素的话，它完全是一个日常社会的缩影，有其和谐的一面，也有矛盾存在。知识分子和政治干部、技术工人和红军干部、产业技术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之间都有意识上的差别，在消除这些差别、走向趋同的过程中，延安打造了其独特的、人文的日常生活环境。这种从平民生活逆行观察延安历史的方式，确实是我们极少见到的。（本文选自潘启雯的博客）

史海回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