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对起诉书中所列罪行的认识，只有一项例外，就是以炮制《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代表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看来，要让陈伯达认罪，非有过硬的证据不可。

    为什么陈伯达持这种态度呢？

    陈伯达胆小怯懦，贪生怕死，与其说他是在与法庭对抗，不如说他要保命。按常理想要保命，就应该主动坦白交待，争取从宽处理，而不应该采取对抗的态度。陈伯达之所以采取了有悖常理的做法，是因为他有一个认识误区，更是当初他们“搞专案”，执行政策时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他以己度人，认为法庭也像他们一样，把党的政策当作骗人的幌子，于是便硬着头皮采取对抗的态度。

    1970年9月6日，庐山会议结束时，中央宣布对陈伯达隔离审查。从此，这位昔日排名第五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便从他政治生涯的颠峰一落千丈。但有着多年党内斗争经验的陈伯达，虽有失落感，却无恐惧感。因为按党内斗争的惯例，是不会把党内问题转化为司法问题处理的。这样，只要他人还在，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或许还有东山再起的时日。但是，当他收到特别检察庭的起诉书副本后，陈伯达的病房里便一改往日之平静。他烦躁不安，坐卧不宁，精神恍惚，时而自言自语嘟囔些什么，时而说：“完了，完了”；“坏了，坏了”。半夜还传出陈伯达的哭声。尤其是在11月17日，当他收到法警送达的开庭传票时，他感到好像末日来临，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惶惶不可终日。当晚写材料时，精神状态十分异常。说电灯不亮，要添加蜡烛，点了一支，不行；又点了一支，还嫌不亮，又要煤油灯。当晚服了三次安眠药也未能入睡，血压持高不下。第二天一大早就要求马上见律师。

    11月18日上午10时律师甘雨霈、傅志人赶到复兴医院。先由负责监管的霍同志把陈伯达的现状作了介绍。然后，两位律师对陈伯达目前的心理状态，作了分析：一方面是他的畏罪情绪严重，思想压力过大。另一方面又不相信党的政策，不敢坦白交待罪行，而采取对抗的手段。越是对抗，思想压力越大。这样恶性循环的结果，不仅会使陈伯达与法庭对抗到底，而且一旦精神崩溃，他是否能坚持正常出庭接受审判，都存在疑问。如果万一因他不能出庭或者在庭审中出现意外变故，使审判无法进行，不仅使法庭、检察厅及律师的大量准备工作付诸东流，而且也会给这个历史性的审判带来缺憾，在国内外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两位律师决定给他释压，让他放下包袱，正确认识所犯罪行，正确对待审判。

    会见开始，陈伯达先澄清了上次谈话中，关于对诬陷迫害刘少奇罪行的认识。这次不兜圈子了，十分明确地拒不认罪，说：“关于刘少奇的问题我昨天写了一下，……江青、陈伯达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这事我完全忘了。如果我真正参加过这决定，是不会忘记的。我认为我没有参加这个决定。”然后又作了一些补充，说他曾帮助周总理解过围，对围攻总理的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说:“周总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你们不听他的话，听谁的话。”还说刘少奇在天安门上对他说，要找他谈一次话。又说：“江青与我结仇，她要把我送进监狱……”听他这些话，好像他是“刘少奇的人”，是“保护”周恩来的人，又是受“四人帮”“迫害”的人。

    针对陈伯达刚才的话，律师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应该负责任地告诉你，方才你讲了那么多，对减轻你的罪责毫无作用。不仅不能从轻处理，还有可能从重处罚。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是不是想破罐破摔了。”律师给他敲起警钟。

    “当然不是……”陈伯达低着头，小声嘟囔着。

    “那好，只要你和我们好好配合，经过我们努力为你辩护，还是可能争取到法庭对你的轻判。”律师给他点燃希望。

    “可能？真的？”陈伯达倏然睁圆了小眼睛，望着律师，目光中掠过一道久违的光芒，是希望？还是兴奋？然而马上又被那惯常的呆滞目光所取代，说：“那怎么可能呢？”陈伯达疑窦难解。

    “可能不可能，要看你配合不配合了，”律师给他作耐心解释，“对你们10个被告人，法庭会区别对待的。这个区别又是依据什么呢？‘以事实为依据’，就从连续犯罪时间来看，你是最短的，自1970年被隔离以后，你就再也没有犯罪。再有，林彪、‘四人帮’的几个重大罪行，如阴谋杀害毛主席、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等你均未参与。所以按事实，你本应轻判。但如果你不配合，拒不认罪，我们又拿什么去和其他被告人的罪行相比较，从而得出你的罪行最轻呢？即使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你辩护，得出你罪行最轻，应该轻判的结论，但是你一句不认罪的话，我们就前功尽弃了。如果你从现在开始认清形势，悬崖勒马，改变态度，还来得及。只要在认罪态度上有好的表现，加上我们据理力争的辩护，法庭一定会给你一个公正的、从轻的判决。”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一定，一定……”说到这儿，陈伯达哽咽无语，潸然泪下。（马克昌 摘自《特别辩护》，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