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更好地调适现代中国文学学科与当前社会变革时代的学术关系，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学科自身建设中的新问题，推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与学科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武汉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文学院、湖北大学文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等单位日前在湖北咸宁九宫山联合召开了“现代中国文学学科观念与方法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文学馆等近50所高校与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共120人参加了这次大会。
现代中国文学学科观念的调适
黄曼君（华中师大）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往的格局和地位是“崇高而稳定”的，但是现在，现代性带来的是广阔得多的精神的和审美的自由空间。我们的学科面对种种文化思潮的挑战与问难。我们要从生态审美存在的高度，通过学科内外关系的和谐调整，把握住学科现代品格的核心及其多样性特征，从而在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动态和谐的生态审美境界中，展示出新文学生态、生命审美系统。这一文学史观，既坚持了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本质规定性，又赋予了现当代文学多元开放性形态特征。陈思和（复旦大学）就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两种模式作了具体阐释。他认为，五四新文学或20世纪现代文学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以常态形式发展变化的文学主流，它随着社会的变化而逐渐发生变异。一个是以一种非常激进的文学态度，使文学与社会发生一种裂变，以先锋的姿态出现，在断裂中产生新的范式或新的文学。这两种文学发展模式，构成了20世纪不同阶段的文学特点。这样一种先锋与常态并行的二元性本体文学史观有利于我们以开放的眼光阐释五四新文学与传统文学、与外来文学的关系，突破以往新旧文学的简单界说，更真实深入地把握20世纪中国文学生态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特征。当然，先锋与常态在文学史的嬗变过程中，其互参性与转化性特点，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的问题。王本潮（西南大学）认为，我们引入现代性、后现代性概念是对西方话语与全球化思潮的积极回应，问题是在现代性的讨论与理论的操作应用中，出现了一种唯理论的盲崇倾向或洋教条主义，忽略了西方现代性理论的社会文化学术语境，忽略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独特性和创造性。不能把现代性绝对化与本质化，不能把它作为剪裁中国文学独特性与丰富性的唯一价值尺度。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表明，不是外国传统决定着现代作家，而是我们现代作家以自己的方式把握外国传统。现代性不应该成为新的形而上学的文学史观，否则，会造成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被现代性所异化的结局。
现代中国文学学术方法的反思
杨洪承（南京师大）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史观念与方法的调整与变更，推动了文学史不断改写的进程。然而，理论方法的过热，导致了鲜活的文学生态的被怠慢。研究者往往急于对丰富的文学现象表态或给予理论命名，使现当代文学学科体系出现了严重的标准化、规范化、模式化问题。面对这种现代文学研究的观念化与方法化心态，我们提倡以研究对象为基点，强化历史情景中的现场和“当下”文学现象的体验和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既有文学的本质属性，又有历史的属性。周晓明（华中师大）认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既是一种文学研究，也是一种史学研究；但不少人往往重视其文学研究的性质，而忽略其史学研究的性质。因此，很有必要大声呼吁：重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史学性；加强现代中国文学的史学理论建设。熊元义（文艺报）认为，我们的文学研究，不能掩盖、调和与抹杀意识形态属性所决定的多元化文学思潮的对立性与冲突性的客观存在。要积极正视这些对立和冲突，科学地阐释其中的复杂性与合理性，并在这些对立中把握现代中国文学的正确走向。许祖华（华中师大）从文学知识论的角度提出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他认为现代文学研究存在着偏离原型信念、模型信念与德性信念的问题。原型信念所强调的感性认知活动被忽略；模型信念中的研究范式选择，违背与研究对象的契合性与有效性原则，生搬硬套西方文学或文化研究范式，把工具模型的实践作为了研究本身，方法上是新的，却没有新的问题的发现与新的知识创造。受功利化的学术制度的影响，无责任感地或仓促地获得的信念俨然成为了学术信念。这既是一个道德学问题，也是一个知识学问题。它严重地妨碍着现代文学的知识创新。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语境中的热门话题
温儒敏（北京大学）提出，汉学是可供本土学科发展借鉴的重要学术资源。但是借鉴不是套用，不能当作本土的学术标准。汉学中相当一部分属于人文学科，人文学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有民族性、个别性的差异，海外汉学有西方的学术谱系，有它自身的学术背景，对汉学的盲目崇拜的心态不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近些年来，受西方汉学影响，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理论成为了一种流行的学术理论与研究范式。现代性视角打破了多年来人们习惯的一元论文学史图景，但是现代性的理论向度被无休止地夸大和扩展，成了“无边的现代性”，因而现代文学研究疆域也无限扩展了，文学研究的审美意义和创作个性等核心部分被完全稀释了，这势必会动摇学科的合法性。
陈国恩（武汉大学）说：国学从章太炎那里，是有别于西学的中国学术的总称。在20世纪以来的革命时代，国学萎缩到了文字学、音韵学的狭小空间，无法对中国社会进程施展影响。现在国学热的兴起，除了海外新儒学的推动外，最根本的是反映了一种趋势。在全球化的文明冲突背景中，传统国学也成为了我们参与全球化秩序建构的重要精神资源。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合法性是五四文学革命所赋予的，它与革命的血缘关系，决定了它在后革命时代会遭遇重大危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独立性和平等性地位，应该通过坚持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正当性，突出其作为历史原点的意义来保证，应该通过强化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与艺术观念的差异性来保证。(王泽龙、张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