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600多年前，《论语》就传入日本，并在日本社会各个领域扎下了根，对日本的影响长达千余年之久。

    百济五经博士将《论语》带入日本《论语》来到日本的过程是从日本应神天皇和百济使臣阿直岐的谈话开始的。阿直岐原是朝鲜百济王朝博学多才的使臣，自从奉命送给应神天皇良马等物品后，便被应神天皇盛情挽留，给太子当老师。一天，应神天皇问阿直岐：“你们国内还有比你更博学的人吗？”阿直岐回答说：“有个叫王仁的，8岁进入书院读书，18岁就被录用为五经博士，他的学识要超过我。”

    应神天皇求贤若渴，立即派使臣前往百济请王仁。公元5世纪初，王仁渡海前往日本，并带去了中国汉魏以来盛行的《论语集注》中的郑玄注解与何晏集解两部专集在内的10卷《论语》。见到王仁献上的书籍后，应神天皇十分感兴趣，因为日本古代只有口头语言，还没有全国通行的书面文字，于是，应神天皇也请王仁做太子的老师，教授太子学习《论语》等中文典籍，同时还请他在日本皇室推广汉字。

    圣德太子借用《论语》思想立法

    王仁将《论语》带入日本后，《论语》在皇室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在圣德太子的身上体现最为明显。

    圣德太子出生于公元574年。在圣德太子22岁时，其姑姑在政治斗争中取胜，将他委任为皇太子兼摄政王，此后他实际掌管国家数十年。他把《论语》的中心总结为“礼”和“仁”两方面。他所制定的日本宪法的前身《17条宪法》就是以《论语》思想为基础衍生出来的。《17条宪法》中的第一条开头就是“以和为贵，无忤为宗”，这明显出自《论语》中的“礼之用，和为贵”。圣德太子还广设国家学堂“学问所”，挂孔子画像于正堂，尊孔子为“先圣”，要求学生必修《论语》，以及《周易》、《尚书》、《左传》等汉学。

　　明治天皇巩固《论语》在道德教育上的地位

    幕府统治建立后，《论语》又成为维护幕府稳定统治的有力工具。德川家康积极扶植儒学，把朱子学定为官学，复兴学校，大量印发《论语》等书籍。他和以后的数代幕府大大提高了儒学的地位，使儒学在日本达到了一个全盛时期。在统治阶层中，《论语》配合了幕府大力宣扬崇尚武艺精神和武士道的工作，成为思想统治的工具。

　　“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的经商之道

    在明治维新期间，日本还出现了以涩泽荣一为代表的以《论语》经商的热潮。1840年出生的涩泽荣一自幼便学习汉语。1873年，33岁的涩泽荣一已经成为主管国家预算的大藏少辅，却毅然弃官从商。他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银行，并由此开始了自己极具传奇色彩的企业家生涯。业务遍及金融、铁道、海运、矿山、纺织、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众多领域，一生创办了500多家企业、被称为“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

    涩泽荣一将他的成功之道写成《论语和算盘》一书，他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执《论语》的企业家。他的“《论语》算盘说”在日本工商界一直被奉为经营指南和经营宝典，在二战后更是被发扬光大。即便到了今天，在日本民间、商界，对《论语》解读、阐释的书籍仍然十分热卖。（王硕 《环球时报》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