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一路高歌猛进。到2005年末，我国以18万亿人民币的经济总量，坐上了全球经济的第四把交椅。但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社会中的各种深层次矛盾也日益凸现:贫富分化，发展失衡，资源短缺，能源吃紧……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中公平与效率之争，更是引发了关于改革方向的大讨论。这一切表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面对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格尔迪奥斯绳结”，我们除了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更需要冷静思考的大智慧。

图为《中国的难题》，王东京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

    中共中央党校王东京教授的最新力作《中国的难题》，也许就是我们正在努力寻找的那把亚历山大之剑。在《中国的难题》一书中，作者娴熟地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的各种经济社会难题，条分缕析，娓娓道来。那些看似无从下手的“格尔迪奥斯绳结”，在作者的谈笑之间，竟已被轻轻松松地解开。

    本书开篇之初，作者就指出，市场经济乃是历史的选择，而不是政治家的一厢情愿。其论证过程，既不讲枯燥的大道理，也不用深奥难懂的数学模型，而是独辟蹊径，从人的本性出发，运用经济学的最大化原理，巧妙自然地道明了计划经济终结的根源。作者指出，人们花钱办事，有四种类型: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效果不讲节约；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节约又不讲效果。我们之所以要实施市场经济，就是要告别那种“既不讲节约又不讲效果”的计划经济，转而追求经济效益。简简单单几句话，就把几十年争论不休的计划和市场孰优孰劣问题，说得通透明了。

    对目前论战正酣的公平和效率问题，作者的观点更是令人耳目一新。作者认为，把公平和效率对立起来并笔战不休，其实不过是唐·吉诃德大战风车，因为经济学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说的是企业分配要讲效率，社会分配要讲公平，两者并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作者进一步指出，由政府操作的社会再分配，首要的是追求公平。由于公平的标准难以界定，而对不公平的事老百姓看得清楚，所以政府不必事先设计太多的条条框框，而只要以民意为依据，消除多数人认定的不公平。“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农业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许多穷人的经济学。”近年来，作者对“三农”问题予以大量的关注，先后多次到各地农村调研，对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独立见解。作者通过讲述云南佤族同胞“鸡肉烂饭”的故事，让读者深刻地体会到:农民要致富，首先要更新观念，打破平均主义。而要消除“大锅饭”，就得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增加农民的私产，从而培育农民的产权和市场意识。对如何推动土地流转问题，作者主张让农村发展银行担任土地银行的职能。一方面，鼓励不愿意种地的农民往银行存地，另一方面，鼓励愿意种地的农民从银行贷地，这样既有利于减少土地抛荒，又可以促进规模经营。

    作为中央党校的教员，王东京教授对中国官场素有观察。而他从经济学的独特视角，来分析官场万象，更是别开生面，让人拍案叫绝。对备受诟病的论资排辈现象，作者认为，虽然此规则流弊百出，乏善可陈，但在目前的干部委任体制下，具有其必然性。只有改变用人规则，变少数人选人为多数人选人，才能釜底抽薪，标本兼治。作为学术功底扎实的经济学家，作者善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在本书的最后，作者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和基本原理，得出了经济转型期中国官场的三大定律:地方越穷人们越想做官，年轻时实权越大升官越难，好人未必是好官。读来让人豁然开朗，获得新的启示和思考。(赵建军/国家文化部文化产业司)

正视体制弊病，方可遏制物价飙涨
消费模式与国民幸福
新兴社会阶层究竟有哪些属性
是“未富先老”还是“边富边老”
工资增长应与物价指数增长挂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