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郁达夫在《日记文学》（《洪水》第32期）一文中大力提倡用第一人称写的日记体、书简体文章，他认为如果用第三人称来写，很容易使读者感到幻灭，譬如对于第三人称主人公心理状态的描写如果过于详细，读者就会怀疑作者何以知道得如此精细，这样就会使文学的真实性消失。鲁迅不赞成他的这一意见，尽管这种看法古已有之，源远流长：    

    纪晓岚的攻击蒲留仙的《聊斋志异》，就在这一点。两人密语，决不肯泄，又不为第三人所闻，作者何从知之？所以他的《阅微草堂笔记》，竭力只写事状，而避去心思和密语。但有时又落了自设的陷阱，于是只得以《春秋左氏传》的“浑良夫梦中之噪”来解嘲。他支绌的原因，是在要使读者相信一切所写为事实，靠事实来取得真实性，所以一与事实相左，那真实性也随即灭亡。如果他先意识到这一切是创作，即是他个人的造作，便自然没有一切挂碍了。（《三闲集·怎么写》）    

    鲁迅主张分清“事实”与“真实”，指出创作不必限于纪实。他对郁达夫文艺思想的这一订正自是明通之论。    

    纪晓岚笃守古老的小说观念，难免拘执，不过此公尚未“支绌”，在他的观念系统中，道理也还是可以说得头头是道的。据纪氏门人盛时彦《姑妄听之·跋》，纪晓岚评《聊斋志异》为“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才子之笔”可以虚构，例如“戏场关目”即可“随意装点”；而“著书者之笔”则必须事事有其出处，一一符合事实。所以他也承认“留仙之才，余诚莫逮其万一”，同时则以“著书者”自居。盛氏热烈赞扬本师“灼然与才子之笔分道而扬镳”，可知纪氏师徒均不废意在创作的“才子之笔”，而自己动手则坚持“著书者”亦即学者的立场。清朝人往往认为学者高于作家，死了以后最好能进《儒林传》而不想进《文苑传》，一为文人，特别是成为小说家，便无足观，低人一等。这种传统观念大大影响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繁荣。    

    传统观念认为史书高于小说，一大原因就在于史书不能虚构，而小说可以随便捏造。纪晓岚、盛时彦都持此种观念。然而问题在于史书里有时也有些虚构的成分，其中某些人物的“心思和密语”，本来也是外人不得而知的，但史家也照写不误，著名的例子如《左传》里的“鉏麑槐下之词”、“浑良夫梦中之噪”，都是当事者之外的人不可能知道的——    

    宣子（赵盾）骤谏，公（晋灵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宣公二年）    

    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被长发北面而噪曰：“登此昆吾之虚，绵绵生之瓜。余为浑良夫，叫天无辜！”（哀公十七年）    

    刺客鉏麑临自杀前的自白、卫侯梦中听到的叫喊，左丘明均坦然写出，并不担心读者不肯相信或产生幻灭。因为《左传》是儒家的经典之一，也没有人敢去怀疑，并且可以作为立论的根据。《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一《槐西杂志》（一）记申苍岑先生讲了一个士人遇鬼遭鬼揶揄的故事，很有点弦外之音，而纪昀颇怀疑故事的真实性，质疑说：“此先生玩世之寓言也。此语既未亲闻，又旁无闻者，岂士人为鬼揶揄而肯自述耶？”申先生反诘道：“鉏麑槐下之词，浑良夫梦中之噪，谁闻之欤，子乃独诘老夫也！”借《左传》以自重，是申先生找经典上的例子为自己辩护，也可以说是解嘲，并非纪晓岚本人的解嘲；不过纪氏为人通达，他对申先生的解说不复置辩，似有默认之意。    

    申苍岑说虽然近于强词夺理，却很能益人神智。事实上儒家经典和正史里也不免有若干虚构，“谁闻之欤”的言论和事情都有不少，《左传》既开其先河，《史记》更大畅其流。钱钟书先生说：“明清评点章回小说者，动以盲左、腐迁笔法相许，学士哂之。哂之诚是也，因其欲增稗史身价而攀援正史也。然其颇悟正史稗史之意匠经营，同贯共轨，泯町畦而通骑驿，则亦何可厚非哉。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入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左传》、《史记》“足为史有诗心、文心之证”（《管锥编·<左传>·左传之记言》）。此论尤为明通，用这个观点去看申、纪以至郁、鲁的纷纭见解，真所谓豁然开朗。    

    纪氏强调自己用的是“著书者之笔”，而非稗史的“才子之笔”，殊不知古之经典著书者之笔当中正有着才子之笔的成分，伟大的史家左丘明、司马迁代古人立言时并无挂碍。这种僵硬的对比说明纪晓岚也还没有真正的“通”，至于郁达夫《日记文学》中的见解就过于拘谨了。    

    鲁迅对创造社诸公大抵没有什么好感，只有同郁达夫关系比较好，但在学术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仍然坦率地提出——传统的友道自当如此。无原则的附和是庸俗的，有不同的意见因为顾及友情而完全不开口，也不是一个好办法。(顾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