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认知先进文化

    文化的开放性是决定文化发展的关键所在，尤其是处在全球化的时代，开放亦是文化发展的时代要求。

    具体到中国文化，它曾有过开放。但是，到了近代，它在面对外来势力干涉、侵略的窘境之下，被迫实行自我封闭，人为地与世界文明相隔绝，从而使得思想启蒙晚出，自身的文化变革难产。尽管如此，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并没有放弃向西方文化学习的追求。作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严复首先把向西方学习、开启民智的时代命题提出来，并认为这才真正是中国的“富强之本”（参见《原强》）。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李大钊继承严复之余绪，开启了培育新文明之新理路。从历史过程着眼，应重视他在两个时期的思想，即留日时期、北京大学时期。就著作而言，应认真研究《民彝与政治》、《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新旧思潮之激战》、《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其中，《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可以视为中国版的新文明论（可与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之《文明论概略》相媲美）。其特点在于：深刻反思东西两大文明，剖析两大文明之特点，指出培育新文明之前提是自主地“迎受”西方新文明，要努力使固有之文明“变形易质”，实现西方文明的中国化（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与当时的文化保守势力不同，从东西方文化的强烈对比中，李大钊深深感受到西洋物质文明的优越，“深感其需要，愿享其利便”。“吾人生活之领域，确为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之潮流所延注，其势滔滔，殆不可遏”（《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李大钊文集》上 ，第562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他认识到西洋“动”之文明的优越之处从根本上源于科学，高扬科学精神之大旗，要求有志青年“竭力铲除种族根性之偏执，启发科学的精神以索真理，奋其勇气以从事于动性之技艺与产业。此种技艺与产业，足致吾人之日常生活与实验之科学相接近。如斯行之不息，科学之演试必能日臻于纯熟，科学之精神必能沦浃于灵智。此种精神，即动的精神，即进步的精神”（同上，第564页）。因此，李大钊抨击了时人对现代西洋文化的无知，痛感“国人对于现代西洋最有价值之学说，恒扦格不相入，诋排之惟恐不及”，而以视胶执己见、夜郎自大，度量相越之远，有非可以道里计者”（同上，第566页）。他惊呼：“时至今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收西洋文明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断不许舍己芸人，但指摘西洋物质文明之疲穷，不自反东洋精神文明之颓废”（同上，第566—567页）。“希吾青年学者，出全力以研究西洋之文明，以迎受西洋之学说。同时，将吾东洋文明之较与近代精神接近者介绍之于欧人，期与东西文明之调和有所裨助，以尽对于世界文明二次之贡献”（同上）。

    李大钊在这里所强调的“迎受”一词，揭示出一条重要的认知理路，即对西方文明要具有主动审视的态度，而绝不能盲从。力寻西方文明之长，以补中华文明之短。从近代文化发展的整体来看，可谓切中要害之言。这也是五四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问题。1922年，曹聚仁在总结章太炎国学思想研究时也特意提到了要“迎纳”西方新文明。曹先生认为，章先生研究“国学”，目的有四：一、从速发掘“国学”之精华，解决取舍问题；二，从学科角度加以系统整理，“谋学术界的共同便利”；三，摒弃“糟粕形式呆板教条”，“找出‘国学’的真面目”；四、“对于西方文化固当合理的迎纳”，“找得出沟通的方法”（参见《国学概论》，小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我们讨论先进文化问题，还应该建立适应时代性和现代性的新观念：随着人类生产手段、交往手段的进步，信息时代的到来，各民族之间，不同文化之间，事实上时时都在互相作用，互相渗透。李大钊在当时就明确指出：当今之东方文明，“宜竭力打破其静的世界观，以容纳西洋之动的世界观；在西洋文明，宜斟酌抑止其物质的生活，以容纳东洋之精神的生活”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李大钊文集》上 ，第560—561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东西两种文化之间，“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同上）。东西文化调和融会的结果，最后可以产生“第三种文明”，这自然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又一次大飞跃。李大钊希望中国能为创造第三种文明、为人类文化做出第二次大贡献。但是，条件则是：中国人必须对于“遗袭之习惯”，不论“若何神圣”，都要“不惮加以验察而寻其真，彼能自示其优良者，即直取之以施于用”。并且还应当“时时创造，时时扩张”（同上，第564页）。

    李大钊特别以印度文明和俄罗斯文明为例，证明“东西文明调和之大业，必至二种文明本身各有彻底之觉悟，而以异派之所长补本身之所短，世界新文明始有焕扬光采、发育完成之一日”。他明确表示：“对于东西文明之调和，吾人负有至重之责任，当虚怀若谷以迎受彼动的文明，使之变形易质于静的文明之中，而别创的生面”（同上，第571页）。这里的“变形易质”具有深刻的含义，可以说含有溶合东西文化特点，培育中国特色新文化的内容。

    今天，努力培育先进文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决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因此，我们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努力汲取对我国有益的文化营养。（侯且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