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2期刊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郑杭生教授的文章说，怎样评价当代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和基本走向，近来又重新成为包括中国学术界在内的世界学术界的焦点之一。当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时，一些学者秉承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则，分析这些国家的社会变化、总结其转变成为“资本主义新成员”的经验，其中有不少人由于这类研究项目而在西方世界获得了学术上的较高声望。这一过程逐渐培育起了一个学术派别，通常被称为“布达佩斯学派”。

    这一学派提出的狭义转型论，把这一社会变迁概括为由前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并把改革中的中国也归入这类“转型国家”。此后这一思潮更加活跃，以至于在中国社会学界出现了布达佩斯学派狭义转型论的中国版。它非常政治化地把社会转型狭隘地解释成为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这一类模式，并把它用到中国，主张中国正在走向资本主义，这是一种误导。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中国社会转型的向度是非常明确的，当代中国正在崛起的是一种新型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社会主义，“新”在哪里？概括地说，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它是一种利用资本主义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逐步取得对于资本主义的相对优势、并最后战胜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在自己的实践中不断探索社会正义、不断追求社会和谐、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的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不能不包含许多前所未有的特点。

    文章说，也许由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快速发展，甚至超过了人们的思想速度和想象力，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最新实践已经超越了以前那种在实践中失败了的社会主义旧模式。一些人还习惯于把别的社会制度视为成长的，把社会主义视为僵化的。不善于把自己已经取得的成绩归于我们的创新性实践、归于我们的社会基本制度，归于社会主义，仍然习惯于让新的实践经验来适应旧的理念框架。(襄安摘自《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