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背景

    近日，广东韩山师范学院的王文科教授在伦理法学研讨会上提出，在刑法上制定见死不救罪，实行分类处罚。

    此观点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关注，赞同、反对意见皆有。其中一些专家表示，法律归法律，道德归道德。对于非职责的纯道德义务的救助来说，如果以法律手段来强制实行的话，可能会适得其反。但老百姓大都表示支持。

义务与责任的两难选择

　　情绪式立法要不得

    □ 周士君

    实际上，制定见死不救罪的立法建议早已有之，之所以迟迟不能列入立法工作的议事日程，不仅因为其遭遇到太多争议，关键是由于其越过了法律管辖底线，以至于把本属于公民的非职责性的纯道德义务，都一股脑地纳入到法律范畴进行“强制执行”了。近年来，见死不救现象在一些地方频繁发生，“社会影响恶劣”，其中一些人眼见他人陷入险境，自己有责任救助或有能力救助却在那里袖手旁观，尽管这种行为业已被“千夫所指”，但其仍然只是一种“道德恶行”罢了。所以，人们对见死不救者所能施予的责罚手段，也就仅仅限于道德层面的谴责或讨伐而已。

    当然，道德谴责作为一种责罚手段，往往是不足以制止屡屡发生的见死不救之恶劣现象的，此时有人提出制定“见死不救罪”以实行法律拯救便在所难免。但这些欲对见死不救者以刑法伺候的人，往往忽略了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即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陷于危境者的权利或需求对一个普通公民而言，常常是只能请求而不可主张的。而一项主张只有同时得到道德、法律和社会体制的支持，才是完整的主张，也才具有某种强行性的可能。作为一个社会成员，身陷危境者享有向公共权力提出主张的权利，故而公权者所担负的责任便成为义务，比如警察等公职人员面对陷入危境者，其承担的责任便不再是普通的或任择性的责任了。故警察面对公民身入危境而不履行救人的义务，就该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但对于其他普通公民身份的见死不救者，法律便不能强令他履行某项纯道德义务。

    所以说，若以见死不救罪把本属于公民的纯道德义务纳入到“法管”范围的话，便显然携带了太多的人治杂念。因为在人治的思维模式中，“好人得好报，坏人遭恶报”常常被作为人世间公理正义的极致情形而倍加推崇。而若对公民实施见死不救的法律判决，也恰恰符合或吻合了这种人治模式中人们在感官上的公正幻觉，但其是否经得起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的检验，恐怕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法律面对见死不救行为，显然是不能“情绪用事”的，毕竟即便一个公民不实施其见义勇为的道德义务，甚至在道德上如何地被“千夫所指”，若其在法律上属无辜的，就不应该受到任何刑事责任上的追究和处罚。要知道，法律与道德相比，法律是没有情绪的，法治也正是一种可免除所有情绪影响的理性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