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辜鸿铭是一位相当奇特的人物。他早年在许多西方国家游历，西方文化滥熟于胸，后来却以全盘否定西方文化、极力维护中国传统纲常著称。民国都十年了，他头上还留着辫子，穿着中式大掛在北大讲堂授课，这就使他的“遗老”身份愈加突出了。

    以这样一位有前朝遗老气的人，写作《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就不奇怪了。此书写于1915年，其时欧战正酣。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西方社会的一切社会矛盾暴露无遗。正如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所指出的：连西方人也开始自己批评起自已的文明来。这种情势，自然给辜鸿铭带来极大灵感。因此，他写作此书之用心，就是要用中国的东方文明来“拯救”西方文明。读《中国人的精神》，我们发现处处是以中西比较的方式，来揭露西方文化的“老底”。如说：“我可以指出，美国人发现要想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是困难的，因为美国人，一般说来，他们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也无法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英国人一般说来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也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德国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德国人，一般说来深沉、博大，却不纯朴……”因此，“美国人如果研究中国文明，将变得深沉起来；英国人将变得博大起来；德国人将变得纯朴起来。”如此等等。看来，中西比较是谜面，浇作者心中块垒才是谜底。作者心中的“块垒”是什么？这就是民国以来，国人竞相趋新与追求“西化”之风。作者看不惯此，故将满腔对世风之不正的气愤激扬于文字。

    由于有这种意识形态作祟，所以作者千方百计要维护中国文化的尊严。因此，许多传统社会的陋习，被作者极力宣染与颂扬。如纳妾，作者说：“纳妾并不是像通常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不道德的风俗”，“纳妾的中国官人或许是自私的，但他至少提供了住房，并承担了他所拥有的妇人维持生计的责任。”而这“倒比那些摩托装备的欧洲人，从马路上捡回一个无依无靠的妇人，供其消遣一夜之后，次日凌晨又将其重新抛弃在马路上，要更少自私和不道德成分。”关于中国传统道德对于女性生活的束缚，作者的描写也极其正面：“按照中国人的正统观念，上戏台和大庭广众面前唱歌，乃至到基督教青年会的大厅里去骚首弄唱，都是下流的，极不合适的事情。就其积极方面而言，正是这种幽闲，这种与世隔绝的幽静之爱，这种对花花世界诱惑的敏感抵制，这种中国妇女性理想中的腼腆羞涩，赋予了真正的中国女人那种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妇女所不具备的——一种芳香，一种比紫兰香，比无法形容的兰花香还要淳浓，还要清新惬意的芳香。”总之，在作者眼里，举凡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落后、乃至于愚昧的东西都不仅具有正面的价值，而且散发出诗意的光辉。难怪在五四时期，辜鸿铭不仅遭到新思潮人物的猛烈抨击，而且也被社会与时代所唾弃。

    然而，奇怪的是：恰恰是这样一位大肆鼓吹中国传统文明、极力抵毁西方现代文明的人，在西方世界中竟获得了巨大的反响与成功。不少西方文化名流，都引述他的话并予以极高评价。而西方社会上一般大众，也有因慕这位先知的大名而欲一睹其颜容，以至于有人写道：假如你到了中国，可以不去参加故宫，但不能不去见辜鸿铭。辜鸿铭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中国为什么备受冷落，而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名声如此之大？在我看来，这与他心目中的中国传统文明在当年中西方人眼中的巨大反差有关：辜鸿铭眼里的“中国人的精神”在处于五四启蒙精神感召下的国人来说当然是糟粕，但西方人正处于惨烈的战争地狱中，发现辜鸿铭所解读的中国文明正是解救他们出苦海的金石良方。况且，他对西方文明的猛烈扫荡与颠覆，其气势之雄健有如尼采，这就难怪他的文字要在正浸润于虚无主义浪潮中的西方社会大众中风靡了。因此说，《中国人的精神》中的关于“中国人的精神”的说法，在当时的中国与西方，其实都是作为意识形态来传播的。

    也许，辜鸿铭写作《中国人的精神》，其当初本意就不在于作一种学术上的求真。然而，就在这本充满意识形态说教的著作中，却显示出作者学术功力之深厚与思考问题之深刻的另一种面相来。作者对于中西文化与文明的观察极其精微与深入；迄今为止，他关于中西文明差异的一些论断，尚无人能出其右。难怪有人说：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学界兴起的现代新儒家思潮，在思想脉源上或许与辜鸿铭有关。

    《中国人的精神》出版社：台湾稻田出版公司，出版时间：1999年。图片由国家图书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