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马凯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7年会上的演讲。

    刚刚过去的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10.7%，增速已连续四年保持在10%或者多一点，而且年度之间、季度之间波动都比较小，呈现出速度较快、效益较好、物价较低的良好态势，总体上是令人振奋的。但是喜中有忧，主要是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2006年，按现行汇率初步测算，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约5.5%，但重要能源资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却较高，比如能源消耗24.6亿吨标准煤，占世界的15%左右；钢表观消费量为3.88亿吨，占30%；水泥消耗12.4亿吨，占54%。即使考虑到汇率因素，中国的资源产出效率也是比较低的。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既有阶段性、转移性因素，也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依然粗放密切相关。从阶段性因素看，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的历史时期。国际经验表明，这一时期是资源消耗增长的爬坡阶段。随着经济规模扩大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资源需求总量和消耗强度在较长时期保持较高水平，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从转移性因素看，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一些高消耗、资源性的产业转移到中国，相应地加大了我们的资源消耗总量。随着大量“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中国也直接或间接地出口了大量能源资源。比如许多国家自己不再生产或减少生产焦炭。同期，中国焦炭出口从1991年的108万吨增加到去年的1450万吨；此外，去年我国还净出口煤炭2500多万吨，这是直接出口。同时，我们还间接出口了不少能源资源。去年我国净出口粗钢3434万吨，未锻轧铝70万吨，彩电及整套散件1.04亿台，机电产品1217亿美元，这里面都包含着能源资源的消耗。比如一吨铝耗电15000度，净出口70万吨铝就等于出口100多亿度电。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增加的资源能源消耗，相当一部分是对其他国家或地区资源消耗的“替代”，是对世界能源资源供应的贡献。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资源消耗高、环境压力大，突出地表明中国“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率”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转变。与国际先进水平比，中国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高15%，火电供电煤耗高20%，水泥综合能耗高23.6%。实践中，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如果不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把过高的资源消耗降下来，中国经济虽然一时可以增长很快，但走不好，也走不远。加快转变增长方式，走科学发展之路，已成为我们内在的迫切要求。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只是某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世界性难题。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转变增长方式的具体模式也有所不同，既有以美英为代表、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和竞争推进的自发渐进型，也有以日韩为代表、强调发挥市场、政府合力的市场增进型，还有以前苏东地区为代表、主要依靠行政力量推动的政府主导型。根据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在推进增长方式转变时，我们强调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促进增长方式转变；另一方面，又要注重发挥政府引导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科学制订规划，完善产业政策，综合运用财税等经济手段，引导市场主体自觉转变增长方式。

    转变增长方式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采取综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