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这是胡主席在美国访问时多次说过的，其涵义不仅深，而且“覆盖面”还很广！

    于是，我就就理直气壮地说：“没有民主反腐败就不会彻底。”

    社会转型时期的腐败为什么会发展、泛滥？原因自然很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家长制”又开始重新复活了，在一些地方、领域、部门、单位的民主少了一点，“第一把手”的权力太大了，大到了“绝对化”，变成了“一言堂”，这些地方、领域、部门、单位也就变成了“第一把手”的“私家领地”，在一些地方、部门“第一把手”居然变成了“第一霸首”，在这种态势下谁敢监督？谁能监督？谁会监督？于是党纪国法就只能成为这些地方、领域、部门、单位“第一把手”装饰门面的道具了，在这些部门、单位是没有民主可言的。

    所以，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腐败之一大“特色”就是“第一把手”腐败问题，其案情之重落马之多是“空前”的，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些“第一把手”的不讲民主的专权、特权和霸权在作怪。

    所以，当我们认真去剖析那些震惊国内外的大案要案时，当我们仔细研究高发区、重灾区的腐败现象，“腐败和民主成反比”几乎无一例外，几乎成为一个“铁律”。

    所以，腐败和民主是成反比例的，民主越少腐败就越多，腐败越多民主就越少，高度集中的、缺乏监督的权力是催生腐败的一个源头。

    当今中国社会反腐败的力度大不大？不仅大，而且很大。中国对腐败官员处理厉害不厉害？不仅厉害，而且很厉害。中国反腐败的机构、人员多不多？不仅多，而且很多。中国的党纪法规严密不严密？不仅严密，而且非常严密。然而腐败现象仍是层出不穷，腐败官员仍是“前赴后继”，广大人民仍是不怎么很满意。什么原因？原因自然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的反腐败有一个不足之处：即还没有完全摆脱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单纯地依赖自上而下的、指令式的反腐方式，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上头让你反什么你就反什么，不让你反的你就不能一点不能碰，结果是反腐职能部门忙得“四脚朝天”，非职能部门的人往往就只能当“看客”的了。

    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对反腐败形势认识不足？非也。与过去相比，《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颁布表明了执政党加快了用发展民主来防治腐败的步伐，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运行的反腐败还是比较快的，但这些进步与时代的要求相比，与客观严峻的反腐败形势相比，与广大人民的要求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在一些地方、领域、部门的反腐败中还是自觉不自觉地存在着忽视民主、轻视民主现象。

    譬如，在一些地方的反腐败工作搞得非常神秘，反腐败只是少数人在哪儿忙，广大群众只是从反腐败的专门机构的公告中才能获得本地反腐败工作的进展，人们的反腐败之热情也只能表现在对本地反腐败机构发表公告的感想、欢呼之中，而且越是腐败形势严峻的地方，广大群众就越不知情，所出台的反腐败“土政策”亦是往往与民众的愿望背道而驰的。

    再如，谁都知道，新闻舆论监督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有一段时间我们社会舆论监督与腐败形势之间成反比例发展趋势。众所周知上世纪九十年代是中国腐败发展的高峰期，从理论上讲这是最需要舆论监督的时期，然而实际情况呢？以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来说，“1998年《焦点访谈》舆论监督内容占到47％，2002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7％”，《新闻调查》在“有一段时间，节目的播出率只有50％”，为什么越需要舆论监督时舆论监督反而“软弱”了起来？我想，主要原因是有一种看不见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势力在“压制”着舆论监督，它们不喜欢民主，不喜欢大众的舆论监督。

    又如，打击报复是一种什么现象？是一种违法乱纪的反民主现象。党内监督条例绝对地保护支持监督者的合法权益和监督的积极性，绝对地禁止被监督者滥用权力打击报复，而现实呢？监督者受到打击报复却不是一种个别现象。有的动用司法来打击报复，进行了8年艰辛举报的郭光允是“功不可没”，然而他却被指犯有“诽谤领导”罪，被关进了看守所，开除党籍并非法劳教，20余位亲朋和家人受到株连；有的用黑恶势力来打击报复，原河南省平顶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长河在得知一位名叫吕净一的舞钢市残联干部，在一直不停地举报他罪证的消息后，为掩盖罪行，竟雇凶杀人灭口；有的用调离职务、开除来打击报复，如江苏盐城滨海县小学教师顾汝汉，8年来坚持实名举报淮海农场厂长叶秀河贪污受贿，被打击报复，开除了公职，最近引起社会公愤的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公务员李文娟受到打击报复更能表明反腐败过程中的民主进程之艰难。

    民主是腐败的天敌，亦是腐败的克星，也许正因为民主具有这样的反腐败功能，所以要让民主真正成为腐败的天敌和克星，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我们的社会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

    民主的确是个好东西，但是，它是有条件的，只有将它真正付诸实施才会变成好东西。(邵道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