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应当承认，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首先就是要保障人民思想的权利。众所周知，还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就公开提出了要“恢复和发扬党的民主传统”，要“解放思想”。他深感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给整个国家、民族所带来的严重危害，认识到“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同上，第143页）。他说，“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同上，第143―144页）在邓小平眼中，对于保障民主权利而言，解放思想固然重要，但反过来说，充分的民主又“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要使更多的人敢于出来讲话，就“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同上）。

    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就要坚决反对“特权”。邓小平对反特权做了定位：“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同上，第332页）

    邓小平很重视合理地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甚至说，“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改革的步子要加快》，同上，第242页）。

    邓小平把发扬人民民主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体现。他寄希望于通过改革，最终能够“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 ，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同上，第322页）。

    彻底走出“大民主”和“群众运动”的误区

    在毛泽东的晚年，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理念的驱使之下，他所最为迷恋的就要数“群众运动”，在他眼中，作为所谓“大民主”的组织形式，“群众运动”是万能的，它是向阶级敌人进行阶级斗争的最为有效的工具，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邓小平则与之完全相反。他理性地认识到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危害性，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大民主”和“群众运动万能论”。他明白：“大民主”根本不是真正意义的民主，很多复杂的问题根本不可能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加以解决。

    有鉴于“文化大革命”所流行的绝对化的荒唐作法，在谈及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问题时，邓小平表现出高度的理性和自觉精神。他分析道，“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这需要认真调查研究，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不能认为，只要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必须明确，不要搞什么反封建主义的政治运动和宣传运动，不要对什么人搞过去那种政治批判，更不能把斗争矛头对着干部和群众。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同上，第336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在深刻反思“文革”惨痛历史教训的基础上，联系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实际，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问题之一——民主政治建设进行了富有理性的、深入的探究，从而形成了其特有的、系统的民主法制思想。这是他留给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遗产，这一遗产也代表着他所未竟的事业。我们应当将它进一步发扬光大，造福后人。（侯且岸）